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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1-04 来源:
    

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

张秀山

 

编者按:19451016日,张秀山与陈云等一同到达哈尔滨,任中共北满分局委员、中共松江省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治委员。本文写于19889月。

1945年到1949年,陈云在东北先后任过东北局常委、北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南满分局书记,沈阳军管会主任,以及与这些职务相适应的北满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辽东军区政委,还兼任了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当年,我在陈云领导下工作,亲身感受和目睹陈云在东北工作期间,总是坚持深入群众,调査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高瞻远瞩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具体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和其他战略方针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东北战略的决策建议

1945916日,陈云由延安飞抵东北。同年1116日至19466月,主持北满分局工作。当年,国内外和东北的政治、军事形势,正处在一个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时期。日军投降,苏军驻留,党中央从全国调派大量主力部队与干部先机进入东北,以及全国各战区配合作战,阻滞国民党军北进,还有苏军不允许国民党空运或海运部队去东北,等等,这无疑对我争取东北十分有利。但另一方面,我在东北尚未取得全局的优势,广大群众尚待发动,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仍抱有幻想,大批的土匪和反动武装尚未肃清,根据地的建设已成为一个突出的严峻任务。我党与国民党蒋介石争取东北的战争不可避免即将展开。而苏联由于中苏条约的约束,又不可能给我们超出条约范围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形势,制订正确的战略和工作方针,就成为当时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这,又不能不经过一个认识过程和统一思想的过程。

为了正确地分析时局与制订对策,陈云从9月至11月在沈阳、哈尔滨、松江省的宾县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他以毛主席1945813日所作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为指导,通过对国际形势、苏美政策、国民党战略和国内各阶层与中共各级干部的政治思想动向的分析,逐步形成了全满战略的构想。

11月下旬,在他主持下,与北满分局的主要成员高岗、张闻天等一起,在哈尔滨的一个小楼上,针对千部中的混乱思想与东北局的领导状况,经过三天讨论,写出了关于全满战略的重大决策建议,即《对满洲工作的几点建议》(19451130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对客观形势、全满战略、分歧意见和应取的工作方针与作战方针,做出了全面的正确的阐述。当中共中央在29日只收到电文的一半时,即复电表示完全同意。事后,毛主席从实际出发,参考陈云、李富春、黄克诚、林彪等人的意见,为中共中央拟定了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即中共中央的“十二月指示”。这个重要决策完全肯定了陈云等同志提出的建议。刘少奇也于1224日与31日对东北局提出的新方针发出了电示,要求东北局领导同志应“以主要力量建立东、北、西满根据地”,指出对当时东北的整个部署,“觉得是很危险性的”。这也完全肯定了陈云提出的建议。

北满分局进驻宾县后,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十二月指示”,具体制定了建设北满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以统一干部思想、做好战争准备。陈云经常深入到宾县、通河、方正、木兰等县做调查研究工作,开座谈会。由于陈云亲自主持会议,并引导与会同志沿着提出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路子进行思考,座谈会开得很生动、很活跃,做到了畅所欲言,集思广益。陈云还经常把已经考虑成熟的问题向座谈会做明确的阐述。有时还利用召开干部会或向才从关里来的干部做形势报告的机会,具体阐述党中央“十二月指示”精神。所以凡是听过陈云谈话、座谈、报告的同志,无不感到深受教益,深感工作方向之明澈而正确。

陈云当时说:东北,因为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是国内而且是国际革命与反革命争夺的一个焦点。如果美蒋控制了东北,便将切断我革命根据地同苏联、朝鲜、蒙古的联系,并对全国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之态势,使中国革命处于不利的地位;反之,如果我们控制了东北,则不但可以摆脱我党革命根据地长期处于被包围的局面,而且可以使东北与冀、鲁、热、察四省老根据地处于连成一片的局势中,依靠东北发达的工业、军工,丰富的能源物产和发达的铁路运输等优越条件,建成北靠苏联、东邻朝鲜、西有蒙古的战略基地,使中国革命立于不败之地。对此,东北党内、军内的干部思想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具体到怎样落实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与“十二月指示”,制定具体的工作方针与作战方针时,大家的认识即不太一致了。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当时常常提到这样一些问题:

(一)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军主力——关东军,是日本投降的重要原因。苏联政府为了世界和平与亚洲和平,一方面要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与铁路干线移交国民党政府,另方面也尽可能援助革命力量发展,他们是希望我们在满洲胜利的。

(二)苏军既要执行“中苏条约”,同时也要拒绝美国势力进入满洲。我们对于这种政策和国内外敌人的和平宣传应持正确观点,不理解苏联政府和幻想和平都是错误的。

(三)当前有无可能独占东北或独占三大城市和长春铁路干线?应采取什么方针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达到转弱为强,取得全国的优势?应怎样经过建立根据地,以乡村包围城市进而取得城市?

(四)当时在三大城市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其目的是为建设根据地服务,还是要立即占领三大城市?

(五)在北满建立根据地的意义、主要区域与主要措施。

(六)不经过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艰苦而严重的斗争和战争,是否可能取得全满优势?

(七)应否把相当数量的老干部与大部分干部派到东、北、西满去从事剿匪、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工作?特别在苏军尚未撤退回国前,有它代为把守中长路千线,我们力量部署的重点应放在南满还是东西北满?

对于这些问题,陈云坚持了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做出了正确的回答。

由于对上述这些问题认识的不一致,于是“战争与和平”、“城市与乡村”、“优势与劣势”以及“应怎样看待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到阶级矛盾)的转变”和“应怎样对待苏军援助”等问题,便成了当时人们最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军先机进入东北的头几个月,正是由于在一部分领导干部头脑中存在着幻想和平,认为我军已占优势;忽略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低估敌伪残余势力,而采取错误的建军方针;要求苏军超越“中苏条约”给我军以特殊的帮助等等思想,便产生了希望立即独占东北,独占三大城市,“一战和平”,过早地与敌人拼主力等等失误。这样,就使落实中共中央的“十二月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阻击国民党军进攻等问题遇到了困难。陈云从实际出发,及时地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了上述全满战略的决策建议,从政治上、军事上与理论上,为全东北的解放战争指明了方向。

《建议》中写道:“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广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两侧的广大巩固根据地。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决策建议还对东北具体工作方针与作战方针做出了全面的阐述。陈云在战略决策问题上的正确判断和建议,体现了陈云实事求是的独创精神与革命气魄。

陈云在平时谈话、座谈会与报告会上,对上述决策与中共中央的“十二月指示”,以形象、明晰、深入浅出的语言,做过多次阐述。他说过:当时东北所面临的形势是个“美蒋必来,水涨船高”和“敌强(有美援蒋)我弱(群众没有发动进来)”的形势,即使美国因《雅尔塔协定》约束不能直接出兵东北,但由于东北战略地位重要,它必然继续为蒋军运兵、运军火,也等于美国势力到了东北。我们必须通过剿匪、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自己解决兵源问题。他始终坚持建设根据地的方针。他常说:因为有苏军的存在,日军的投降,我军先机进入东北,这是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好形势。他说:我们所指的“东风”,就是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只要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是战无不胜的。他还说:不抓紧建设根据地,却在没有群众基础与武装力量作为后盾的情况下,对敌伪残余与封建势力的武装成建制地收编加委,或轻率地只派几个干部去接收由国民党加委的政治土匪、敌伪残余组成的维持会所控制的县城,那是一种“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方针,是一种错误的建军方针与错误的工作方针。因此,陈云在北满多次号召:所有党政军干部,凡是可以离开机关的,都要到农村去,集中力量做剿匪、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工作,为打人民战争解决兵源、粮源和后方稳固问题。他强调说:“现在的大城市只是个旅店,广大的农村才是我们的家。”“不论是中央委员还是区委委员,都是群众一级干部,都是下乡当工作队员。”“这可以叫作‘大官’做‘小事’,这种‘小事’,对于当地工作来说,就是世界革命。”这种由党政军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工作团、武工队,去做群众工作,去稳步地、一片一片地肃清敌伪势力与土匪、地主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可以叫作革命的“蝗虫政策”。不这样做,便不会有根据地,便不会有真正的优势,就解决不了兵源、粮源与后方问题,就谈不到打人民战争。对于宾县的群众工作,他经过调查了解,曾做具体指示说:全县20多万人口,开始派了20多名干部在县城里做工作,到处找工人,连剃头的也算上,不过1000多人。发动了半个月,还是那么多。那么,一个是二十几万,一个是1000多,毫无疑问,应抓二十几万。他说:“应该确定,县委就是民委,民委就是农委。不只在省、市与全东北,就是在县里,也要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发动农民是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关键。”“农民不发动起来,我们就‘不得了’,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农民发动起来了,我们就‘了不得’,因为有了根据地才会有人民战争。中国革命就立于不败之地。”

                                   为东北局起草《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

194511月国民党军占领山海关后,很快占领锦州、沈阳,并立即以沈阳为基地向周围扩张,先后占领了辽阳、鞍山、海城、营口、抚顺、铁岭、法库等地。19464月上旬,敌军又沿中长路北犯四平,南攻本溪,向我军展开了全面进攻,妄图一举消灭我军,以独占东北。这正是毛主席、刘少奇先后向东北局指出应予以预防的那种被动局面,也是陈云向东北局建议中所担心的问题。在敌军占领四平、长春、吉林后,党内、军内的千部思想出现了十分混乱的现象,许多同志对东北斗争的严重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缺乏长期作战和做艰苦群众工作与创建根据地的精神准备,少数人甚至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了信心。

陈云预见到必然发生这种严重局面,他除及时提出了全满战略建议外,还多次给东北局发电报提出正确的具体建议。1946225日致电东北局,写道:“(一)北满情况(估计东、西满类似)。甲、国民党勾结之土匪蜂起,占据我战略要点,四处袭击我新部队及我占之县城。乙、国伪匪所占北满县城有三分之二,武装抗我接收。丙、人民盲目盼望中央军,对国、匪与我取中立态度。丁、苏军不让我进攻长春路县城,并令我退出已占之县城,其他铁路线上不干涉,但也不帮我进剿。戊、我二万五千新兵,政治上极不巩固,且有两面派,整营整连哗变,棉衣缺一半,无战斗力,无力剿匪攻城。己、北满区尚只有老兵一千二百人。(二)估计美蒋全力北来,苏联不能额外助我,依靠现在东北主力,已无独占东北可能,下决心放弃独占东北的打算,应立即执行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指示,将适当数量的主力以迟阻蒋顽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外,将必须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东西北满(北满至少还要五个主力团),带领新部队肃清反动,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既不能独占东北又无依靠的根据地,使东北与全国的革命处于不利地位。(三)我们不知全国与南满情况,亦未见东北局通报,所提意见适当否,恳盼示复”。

与此同时,北满各省在北满分局领导下,认真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正如陈云为北满分局起草的给东北局并转报中共中央的关于《北满根据地建设的发展情况》报告(1946420日)所反映的那样,分局向各省市提出的总方针很明确,那就是:“必须将北满建设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和最巩固的根据地。”具体任务规定得很明确,即(一)继续积极主动地肃清残匪。(二)把发动群众作为工作的根本。(三)使北满成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由于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十二月指示”,所以北满的局面旋即顺利打开,“经过了八个月的工作,我在北满已掌握主动”。这种工作效率与成果,是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北满分局与北满各省市的领导同志一起,经常深入各条战线第一线现场,向干部、群众调査研究,做具体指导,运用认识与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突破一点取得经验,以推动全局工作。所以北满建设根据地的工作,与李富春领导的西满地区一起,比起战争频繁的地区来,先行了一步,并且取得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工作经验。

19466月,东北局撒到哈尔滨,这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尚未在全东北贯彻执行。为此,中共中央再次重申了1945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电告东北局要“做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6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改组了东北局的领导机构。此时北满分局撤销,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改组后的东北局,为了解决党内、军内的干部思想问题,为了在全东北所有地区普遍落实中共中央一再重申的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指示,决定在7月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由于陈云对东北的工作方针与作战方针多次提出许多正确的建议,并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并且由他主持北满分局工作时坚持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十二月指示”,取得了建设根据地与为解放战争解决兵源、粮源与后方问题的经验,东北局乃在会前委托陈云起草了提交会议讨论的决议草案,即东北局关于《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简称“七七决议”)。它的制定和执行,使中共中央的路线与战略决策得以落实,使东北地区的工作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

陈云为了把决议草案写得切合实际,做到实事求是,会前曾分别向东、西、南、北满的领导同志了解情况,调查研究,进行座谈,倾听与探讨对形势任务和建设根据地的看法及具体意见。他亲自写出了文件的草稿后,还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做了修改。所以东北局七月会议通过的题为《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是一份完全体现了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符合东北的客观实际、集中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思想问题,并制定了正确的工作方针与作战方针的历史文献。它充分评估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和我们的弱点与问题。具体规定了当时的任务,即“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应向全党全军明确指出现实的斗争和战争的目的,这正是目前党内所含糊不清的问题”;“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作战的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适应长期战争和创造根据地的方针,必须在军事、剿匪、民运、土地、财经、后勤、民兵、交通、城市工作、文化和建党、建政等等方面,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各种政策”;“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克服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决议还明确指出了东北斗争的光明前途。会议通过这一决议后,陈云又根据讨论提出的意见做了修订。决议上报中共中央后,又经过毛主席亲自修改,中共中央便于711日批准了这一历史性文献,从而把东北工作推入一个新阶段。

会后,东北局从三个方面采取重大措施,为落实“七七决议”做出了努力,改变了东北工作与作战的被动局面。这些重大措施是:

(一)东北局与省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亲自传达“七七决议”,着重以中央的战略方针与建设根据地的指示精神,解决干部思想问题,统一东北全党全军思想,强调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在东北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来,我们必胜。从此,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在干部中占了主导位置。

(二)动员1.2万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剿匪、建设根据地。陈云说:“干部下乡,不分男女、新老及哪一级干部,都要下去。军队每个团都要抽三分之一指战员下乡。下去要当参谋,参群众之谋。城市、机关、学校工作都可以放松一点,受些损失都可以。乡村工作的比重,应占全部工作的百分之八十。”还说:“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

(三)动用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和工作队一起进一步开展剿匪、捜山斗争。大大小小的“座山雕”与散匪及地主武装,在我军民强大的攻势下,被迅速消灭了。这对于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

传达和贯彻执行“七七决议”和中共中央的“十二月指示”后,东北的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由于有了群众,有了根据地,有了人民战争,东北的工作与东北的作战发生根本上的转变,为后来“四保临江、三下江南”,夏、秋、冬季攻势,以及辽沈决战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坚持南满斗争,粉碎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

国民党军侵占四平、长春、吉林后,气焰虽然十分嚣张,但由于它为了控制和巩固已占地区,不得不把有限的部队过分分散进行守备。从全国战局来看,国民党军已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在关内人民解放军、各解放区全面作战的牵制下,国民党军已无力向东北增兵。194610月中旬,蒋介石亲临沈阳,制定了要在东北实行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妄图集中兵力先吃掉南满我军与南满我根据地,然后集中全部兵力进攻北满,以实现其独霸东北的美梦。从此,南满战场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一度成了东北战场的焦点或主要战场。

这时,中共中央与东北局十分重视南满的斗争,发出了多次电报、指示,准备作最艰苦的斗争。当时陈云过度操劳,已影响到了他的健康,但在东北局七月会议后,他还是自告奋勇,建议亲赴南满,领导南满的工作。经东北局同意,报中共中央批准后,他兼任了南满分局书记、辽东军区政委。萧劲光任司令员、副书记。已在南满主持工作的萧华任副书记、副司令员、副政委。19461027日,陈云、萧劲光从哈尔滨动身,途经牡丹江、图们,取道朝鲜去辽东。途中,在宁安县斗沟子车站发生了撞车事件,在搬道工的紧急处置下,避免了灾难,但因铁路被毁,误了行期,1127日才到达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

那时,南满敌军已占绝对优势,我南满根据地只剩下临江、长白、蒙江、抚松四个县和两道大沟。陈云在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与东北局的有关指示,肯定了过去一年多南满艰苦斗争的工作成绩,也指出了工作缺点,并号召要注意加强团结。同时宣布了经中共中央与东北局批准成立的南满分局及分局与军区领导成员名单,说明了由分局统一领导党政军工作对于坚持南满斗争的意义。这时,第四纵队刚刚在新开岭打了一个大胜仗,全歼敌五十二军之二十五师,俘敌6500余人,是一个重大胜利,振奋了士气。但由于大敌压境,局势严重,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在干部中对能否坚持南满斗争的意见很不一致,而且三纵、四纵已做了要过松花江与北满主力会合的准备,地方武装也做了要上长白山打游击的准备,部分辎重物资已按照东北局指示陆续向大连、朝鲜转移。陈云到达时,所遇到的正是一个意见纷纭、举棋不定的局面,也是要求分局立即做出战略决策的关键时刻。

为了对去留问题做出正确决策,陈云用了半个月时间,向干部、群众和从敌后回来的同志们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当时,摆在面前的主要问题是:从全满战略着想,要坚持南满斗争,要坚持江南与江北两个战场,坚持南满战场可以牵制国民党军兵力,对于东北解放战争的全局十分有利,这种认识在领导同志中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能不能坚持和应该怎样坚持,在领导同志间与干部、群众中,意见就很不一致了。陈云为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走群众路线,召开过多次座谈会,依靠组织和集体的智慧,进行过多种形式的探索和讨论。大家认为,南满的形势确已十分困难,与全副美械装备的敌军相比较,敌强我弱的形势十分突出。我军主力与机关只有三四万人,被围于长白山脚下的狭长地带。四个县只有23万人口,在兵源、粮源、后方与支前等方面均有困难。土匪、特务、伪警、地主武装配合国民党进攻,蜂起作乱。而广大群众又未充分发动起来,分不清国、共、匪本质,盲目正统观念严重,根据地尚待进一步巩固。部队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作战,又缺少棉衣、帽子、手套等御寒工具;特别是在敌后作战的部队,吃住尤其困难,有时还要在雪地里露营,因此部分战士、干部情绪低落,希望北上。

南满分局在上述情况下,为了牵制国民党军北犯,支持江北根据地建设,在几个问题上统一了认识:

(一)南满必须坚持。因为它的战略地位对东北战局至关重要,不坚持南满,国民党军便会集中全力北进,我军全满战略便有失利的可能;只有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部署,才能牵制敌人,保证东、西、北满根据地的建设。南满是个人口多,工业发达,铁路交通顺畅的地区,不能使它落入敌手,充当敌军进攻北满的基地。为使我东北根据地保持与大连(苏军军管区)、朝鲜以及冀、鲁、察、热老根据地的联系,也必须坚持南满战场。

(二)南满能够坚持。国民党军队虽然装备优越,但它的致命要害是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它占据了许多城市,实际上是背上了包袱,需要分兵把守;国民党军兵力过分分散,调动频繁,不能不常常“割肉补疮”;在连续不断的战事中,它的老兵在减少,新兵在增多,部队的素质日益下降。我军的情况与它不同,我军在新开岭的胜利,证明国民党军是可以击败的。在关内战场的呼应与配合下,南满战场不是孤立的,何况人民的部队与人民群众存在着天然的血肉关系。

(三)坚持南满斗争的主要方针。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群众还不完全了解我们,部分群众在国民党特务与地方官员的宣传下,认为蒋军是国军,国民党政府是国家政府。我军的兵源问题一时不容易解决,要采取特殊的措施。陈云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写道:“经一再研究,兵源来源如下:1.争取伤兵70%归队;2.采取俘虏50%上连队;3.地方动员1000名新兵;4.把机关及警卫人员精简上连队;5.讲究战术减少伤亡,巩固连队减少逃亡;6.大连扩兵大体只能补充辽南。”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坚持南满斗争的主要方针只能是以我军主力部队调动与牵制敌军主力,集中力量加紧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以战养战、发挥南满战场对东北解放全局的应有作用。

分局与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认识一致后,便由萧劲光、萧华在七道江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南满形势、作战方针、军政教育训练工作。会上,对于坚持不坚持与怎样坚持展开了讨论,分歧很大,愈争愈烈。会议进行了两三天,做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但分歧始终相持不下,做不了结论。这时还得到情报说,敌军两个师由梅河口、辑安正在向此间进犯,主要目标是进攻分局所在地。因此,军区领导不得不立即请陈云亲临会场,对战略方针做出决断。

13日晚10时,在滴水成冰的黑夜里,陈云冒着暴风雪,赶到了七道江会场。这时与会同志都在担心他的健康,一面烤着火,一面等他来做结论。当看到他并未被冻倒时,大家才放心了。陈云和大家互相致意后,紧迫的气氛缓和了。当同志们要他立即做出结论时,他谦虚地说,你们都是搞军事的,我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主意要大家出,办法要大家想。当他听清了大家的争论,又经过细致地询问,才引导会议进一步讨论他提出的问题:“南满地区有没有文章可作?”会议直到凌晨3时才休会。

次日上午,陈云亲自主持会议,但还是不肯立即做出决定。当时陈云如果做结论,是可以解决大家的分歧,统一大家的认识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坚持让大家把话讲完。他倾听着,不断地从各方面提出新问题,不做肯定性的讲话,而是引导会议从争论到探讨,冷静地思考。会议又进行了一天。当晚又复会时,他才进一步提问:“南满能容纳多少部队?”同志们知道是要在南满作大文章了,才相继回答说:要作大文章的话,长白山正面可以放一个军,本溪、抚顺外围可以放一个军,安东一线可以放一个军。但意见并不一致。这时,陈云终于做出了决断。他说:我代表分局向同志们宣布,我们不走了,我们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不走。我们留下来要当孙悟空,要大闹天宫,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把敌军拖在南满。他首先阐述了党的全满战略,南满战场对于东北战场全局的重要作用,以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其次,他用形象的语言说明,坚持南满战场是争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他说: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野牛,牛头、牛身子是朝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揪不住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它是会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牛尾巴不放,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坚持或不坚持南满斗争,对于东北全局来说是个关键的环节。陈云具体权衡比较“去”与“留”的利弊得失说,“南满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要坚决守住,不能丢,如果我们五个师北上北满,敌人在南满能解除后顾之忧,它就会有十个师跟着进犯北满,就会打乱东、西、北满的根据地建设。就算我们两个纵队都到了北满,最多能对付敌人一个军。但是,我们都留在南满不走,便可以牵制敌人四个军”。他还用算细账的方法进行说服工作,他说:“如果不在南满坚持了,要向江北撤退,部队过长白山要损失几千人;我们撒到北满,敌军势必尾追而来,还要打仗,又会损失几千人;由于南满撤退了,敌军就会集中全部部队进攻北满,那时,北满也可能保不住,难道还能撒到苏联吗?即使无奈,部队只好继续北撒,撤到苏联境内,但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能总住在苏联,总有一天还要打过黑龙江,打到北满和南满,在那些战斗中,又会损失几千人;而且,主力北撤后,留下来的地方武装,会遭到很大的损失。这样算来,前前后后在一起,会损失一万多人,等于北面老部队的一半。相反,如果留下来坚持南满斗争,部队可能损失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但主要能在南满坚持,在东北的全盘战局中便有个掎角之势,就能牵制大量敌军。使东、西、北满得到时间,把根据地建立起来,解决兵源、粮源、后方问题,东北的解放战争就可以进入反攻。”他做出结论说:“两相比较,还是坚持比撤退损失少,况且敌军在南满兵力也不足,我们留下来坚持南满斗争是完全可能的。”陈云的决策,平息了会议的争论,统一了同志们的思想,提高了大家对全满战略的认识水平,为粉碎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部署奠定了基础。

七道江会议后,经过传达与工作部署,在萧劲光、萧华等同志的指挥下,作战的形势改变了,整个南满的形势改变了。同志们都把陈云的三个决定,称为“三槌定音”,说陈云像乐队指挥那样,统一了干部、群众的思想和步调。一是他在七道江会议上的上述决策,称作“第一槌定音”,因为它决定了南满根据地的命运。二是关于应由哪个部队到敌后作战,迫使敌军从我军占区周围调兵回去保“家”,以减轻对我根据地的压力,这比大家都在正面与敌人硬顶,拼主力要好得多。由于四纵主动请战,陈云当即批准了这一请求。但究竟应去多少部队,仍是要进一步决策的问题。陈云说:“一个纵队全部出去,这样才能有足够的力量深达敌占区各个要点,才能有声势去大闹天宫,才能使我军民在山上与山下相互呼应,打乱敌军的部署。”同志们把这一决策称为“第二槌定音”。三是要为即将开赴敌后作战的四纵队解决困难,包括由军区解决与四纵的情报联系问题,由军区处理新开岭战役的俘虏,由地方解决部队的棉衣、帽、鞋问题。当提出要由地方部队为四纵补足减员时,又遇到了困难。陈云说:“没有野战军就没有地方武装的存在,把部分地方武装补充给野战军是顾全大局,一定要交,交出去之后如果地方丢了,由我承担责任。”同志们把这一决定称为“第三槌定音”。从此,南满战场与南满根据地在陈云与分局、军区、各省委同志领导下,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和加强,对全满作战发挥了应有的支援作用。

在北满军民“三下江南”的配合下,南满军民取得了“四保临江”的重大胜利。后来,经过东北全军与广大人民群众发动的夏、秋、冬三季攻势,在东、西、南、北满各根据地的支援下,东北形势由被动到主动,由防御到进攻,彻底扭转了东北的战局。这对于1948年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南满战场与南满根据地站住了脚跟,发挥了扭转东北战局的作用后,陈云因病离开了南满回到了东北局。当时东北的解放战争已进入大反攻,接近决战的时刻;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已经建成,在解决人民战争的兵源、粮源与后方依托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由于经过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后,东北解放区已占东北全境面积的90%以上,拥有大中小城市的绝大部分,只有沈阳、长春、锦州、鞍山等12个孤立据点仍在敌手。因此,东北局于19483月做出决定:党的工作重心要逐步由乡村转入城市;把东北局与各省、市、地、县委的民运部改为城市工作部。陈云直接参与领导和亲自主持了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重要工作。他兼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党组书记和东北经委会主任,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政府工作、财经工作和城市工作的领导,拟定了正确对待和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把多项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从而更有力地支持了战争。在东北最大城市沈阳解放前夕,他亲自主持了沈阳接管工作,兼任沈阳军管会主任。他所总结的《接收沈阳的经验》一文,得到中央的首肯,成为人民解放军各个战场接管城市的范例。

陈云在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解放全东北的战争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展现了陈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坚持正确意见、敢于担当的魄力。

(作者是国家农委原副主任,本文是其遗作)

(来源:《百年潮》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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