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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思想历程——读这一时段的《毛泽东年谱》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3-08-28 来源: 《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
    

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思想历程——读这一时段的《毛泽东年谱》

张素华

 

[摘 要]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并着手调整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面对市场紧张和农民瞒产私分等情况,他强调要从所有制上解决问题,在人民公社内部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并继续调整过高的生产指标。19594月八届七中全会后,毛泽东继续努力纠“左”,同时力图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以统一全党认识。毛泽东纠“左”的努力是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行的,19597月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言论超出了他的认识范围,由此纠“左”戛然而止。尽管如此,我们对他纠“左”的努力,是应该给以积极评价的。

 [关键词] 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纠“左”;所有制;商品生产

 [中图分类号] A841D261.2 [文献标识码] A

 

《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是《党的文献》摘要发表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的有关内容。《年谱》详细记录了1958—1959年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各种会议和他在会上的讲话,以及他到各地找人谈话、座谈了解情况等内容,有10多万字。他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在《年谱》上比较清晰、全面地反映出来。本文只简略地介绍一二。

从这一时期纠“左”的情况来看,毛泽东的思想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从郑州会议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等,毛泽东强调要弄清“两个过渡”的界限,强调商品生产的重要性,并调整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等。

毛泽东是怀着满腔热情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在发动过程中,除了鼓励大家拿出勇气在经济建设上来一个大跃进之外,他也没有忘记告诫同志们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所提出的指标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要注意留点余地。他在19583月的成都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在4月武汉会议上对几年就能实现水利化的提法表示怀疑,再次强调要留有余地;还批评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等等。尽管如此,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下简称“大跃进”)的迅速掀起,还是出现了很多毛泽东意想不到的问题。

第一个引起毛泽东严重警觉的,便是“两个过渡”的问题。那是在195810月,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很多问题都没有弄清时,就出现了一些地方纷纷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宣布两年或三年、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现象。尤其是河北的徐水县、河南的修武县等宣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将在两三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得到这些信息,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是不是太快了,心里有些不安,于是派人到这两个地方进行调查,他自己也离开北京到河北、河南了解情况。一路上他听到了更多的信息,越发觉得问题严重。

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还相当肤浅,以为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就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成了,很快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可以按需分配,过上幸福生活了。1958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就提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可以实现全民所有制。北戴河决议的墨迹未干,一些性急者就宣布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了。为了迅速纠正这种“左”倾急性病,1958112日至1210日,毛泽东马不停蹄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在“两个过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通过对徐水、修武等地情况的了解,感到很不乐观,得出的结论可以说就是“穷过渡”。这时他开始意识到北戴河决议开了海口,讲快了,非有点修改才行。到了武昌会议期间,他又说,北戴河决议“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毛泽东1958115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112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见本期《党的文献》刊发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见本期《党的文献》。)为此,关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大体需要什么标准、需要多长时间?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叫大家议一议。

当时的毛泽东,虽然认为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建成社会主义,但他对全民所有制进行了界定。他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而徐水和修武等,他们的产品只能在县内调拨,不可能在全省或全国调拨,若在全国调拨,农民不会答应,必须通过交换才行。所以,他们只能算县的全民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实际上是大集体所有制,不能叫全民所有制。现在这样做是把全民、集体混起来了,以为差不多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太容易了!恐怕不利。他还说:“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他提出要划清两个界限:一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一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

然而,当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后,却有一些同志不同意划线,怕影响工作积极性,甚至有党内的高级干部担心如果不趁穷过渡,农民富了就过渡不了了。还有同志提出,搞一个新的生产指标更高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取代原来的四十条。由于毛泽东对那些高指标信以为真,也就同意了。这便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针对人们以为实现了县、社所有制,便可以取消商品,或不敢提商品生产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不发展商品交换,生活不能富裕。如果实行产品调拨,剥夺了农民的产品所有权,那农民就会瞒产私分,坚决抵抗,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他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要利用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对商品问题最早的明确表态。

为了划清两个界限,毛泽东提出从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必须具备五个条件。只有具备了这五个条件,才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关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要冒险,但是凡可以做的,我们就做”。最后,经过反复讨论,逐步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需广泛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需要的时间还将很长;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后才可能实现。总之,要实现两个过渡,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这就煞住了急于过渡的风潮。

在指标问题上,毛泽东也感觉是冒进了。他说,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因此他将第一次郑州会议搞的追求高指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压下,认为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是“务虚名而受实祸”。

对于水利建设及1959年的生产指标,毛泽东也提出要适当收缩,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同时提出要关心群众的身体和生活。尤其是钢的指标,他几次开会征求意见、做工作,把北戴河会议定的2700—3000万吨钢的任务,降到1800—2200万吨。

对于作假问题,毛泽东也开始加以重视。他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了。总之,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历时一个多月,毛泽东全力以赴地研究和纠正他所能够认识到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加以解决。

二、从北京会议到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面对农民瞒产私分以及市场紧张等情况,毛泽东开始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并继续调低各项生产指标。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认为两个界限划清了,钢的指标也调低了,即使出现副食品、日用百货、原材料等不足的现象,也无关大局。所以在1959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即北京会议上,毛泽东说,郑州会议以后就压缩空气,现在根本上要鼓气,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十分吓人,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当他收到广东方面反映瞒产的报告后,第一反应是:副食品、日用百货等不足,与农民瞒产私分有关。但当他静下心来,尤其通过在河北、山东、河南的调查,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意识到农民拼命瞒产是怕共产,怕外调,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农村人民公社一成立,不应该马上就变成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的办法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他认为,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两个过渡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这也是引起广大农民坚决抵抗的根本原因。但当时有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渐渐地,如何解决农民瞒产私分、缓和同农民紧张关系的方案在毛泽东的脑子里清晰起来。这个方案是: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现阶段应当是以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为基础,即部分的社所有、基本的队所有。为了迅速纠正这一问题,他决定将原来准备于19593月在上海召开的会议,提前于2月底开始在郑州召开,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原本是抱着相当的自信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会期只定三天。出乎意料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是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主张还是维持六中全会的决议。二是对毛泽东的一些主张还存在不同看法。如毛泽东说,将瞒产私分定性为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问题”。一些同志认为瞒产私分还是本位主义,必须批评。在所有制问题上,当毛泽东强调以生产队所有为基础时,有的同志担心如此一来,公社的优越性会有不少的削弱。为了说服这些同志,毛泽东说,不讲所有制,扳不过来。“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凡是不实行等价交换的,搞一平二调的,农民一定瞒产。”“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在生产队的所有制。”

这样历时7天,经过毛泽东的反复解释、说服和会议的充分讨论,大家逐渐统一了认识,通过《郑州会议纪要》,将毛泽东强调的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础落实下来。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毛泽东继续关注着全国贯彻落实《郑州会议纪要》的情况。他根据一些地方提出的意见,又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旧账也要算的问题。不久,毛泽东又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他的上述思想进行贯彻落实。

从上海会议到中共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也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一月北京会议时,毛泽东对原来的指标还比较乐观,但到了3月上海会议,当他听到未能按计划完成时,心情很不愉快,后悔当时未能及时听取陈云的意见,也感觉到人们不敢跟他讲真话。因此,他立即提出压指标,压基建项目,能完成多少是多少。同时提出要多谋善断,注意听取他人的意见。他还再次强调订计划要留有余地,说这是个政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他说他只是不同意“反冒进”,但同意依据形势改变计划。由此,七中全会将钢的产量由原来的1800万吨,下调至1640万吨。

三、从七中全会到庐山会议前期,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毛泽东提出纠“左”的新措施,并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力图统一全党认识。

七中全会后不久,又出现了15个省发生春荒缺粮的问题,这使毛泽东感到意外。当时,又正是全国从南到北已陆续进入春耕大忙的季节,毛泽东一面给15个省委书记下指示,一面又批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务必采取措施,千万不可大意。1959429日,他还亲自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针对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最关键问题,如包产、密植、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等问题,提出新的意见。总之,就是要把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纠正过来。后来人们回忆,毛泽东的这封信,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了。

随后,中央又紧急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一是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是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到了此时,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仅在实际上恢复了高级社的规模(就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言),也部分地恢复了高级社的某些政策,用毛泽东的话说,人民公社就是大合作社,开始注意解决如何发挥集体和社员个人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这些政策的恢复,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在工业方面,毛泽东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到6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将钢的指标再下调到1300万吨。经过近8个月的纠“左”,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感慨良多。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一高,每天处于被动。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他同时承认,在抓工业方面打了败仗。

在这次会上,他认为还有两个问题不主动,一个是食堂问题,会后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给本人,食堂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一个是宣传问题不主动,不要吹得那么高,务虚名而得实祸,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

“大跃进”带来的是市场大紧张;办人民公社刮起了“共产风”,出了乱子;四大指标等都没有完成,搞得非常被动,因而党内外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么对当前的形势应该怎样认识,又有哪些经验教训,今后应该怎么做,需要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总结一下,以统一大家的思想,做好今后的工作。于是毛泽东就借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的机会专做这件事情。

庐山会议是72日召开的,毛泽东先后提出19个问题请与会者讨论。从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分析他当时的思想状态,似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第一,对形势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钢产等指标及基本建设规模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有了改变,整个经济形势很快就会摆脱混乱局面而出现根本好转。所以他说,国内大形势还好,有点坏。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要坚持。今年不会再搞高指标,不会刮“共产风”,所以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第二,出现混乱是因为不懂经济建设的规律,“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22日。),所以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读书,尤其是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包括他自己在内。第三,又提出一些纠“左”的新措施。如综合平衡问题,恢复初级市场,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问题等。第四,为了消除党内的认识分歧,毛泽东想以强调党内团结的口号来实现党内的共识。

总之,在庐山会议的前期,毛泽东仍以全力纠“左”,一心想使党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31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33页。)。问题是“大跃进”运动该不该发动,人民公社该不该办等,这些涉及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所以当庐山会议的一些意见超越了他的认识范围时,便发生了反右的问题,使纠“左”戛然而止,接着就出现了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也使事后的毛泽东后悔不已。

综上,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在9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走得很不容易,他时时刻刻都在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不断地调整政策和生产指标,尽量使它们能够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利益。而每一次政策和生产指标的调整,在事实上,都是在纠正着他自己的失误。9个月的纠“左”,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这是应当肯定的。毛泽东艰难探索的目的,正如他自己在成都会议上所说,是为了“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1958311日。)。

〔作者张素华,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

(责任编辑:戚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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