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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旧职员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6-11-28 来源:
    

上海旧职员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

19491956

崔丹

 

所谓旧职员,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前各科层制机构中(机关、学校、公司等)留存的职员群体。(在笔者看来,旧职员中的“旧”既是一个广义的时间概念,也是一种相对狭义的政治界定。就时间概念而言,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所有服务于社会科层制机构的,不占有生产资料与产权,以获取工薪为谋生的非体力劳动者,都属于广义的旧职员的范畴。从党的相关文件出发,可以认为狭义层面的旧职员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群体:第一,原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体制内的职员。如:国民党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企业等)、新闻出版等机构中的非体力劳动者。第二,与国民政府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行业或部门中的职员。如:服务于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私立学校、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的非体力劳动者。第三,在被国民政府所认可的相关行业供职的非体力劳动者。以上分类即是本研究所重点关注的对象。建国初期聚集在上海的职员约 51万人,绝大多数为旧职员,其中原国民党、国民政府体制内,以及官僚资本经济、企业中的职员约 20万人。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的旧职员不包括外籍职员。)上海旧职员,是指曾经在上海工作过,解放后又继续留在上海工作的广大职员群体。这些旧职员从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带有很强的软弱性与动摇性。一般而言,该群体要求秩序与安定,在行为上谨慎处事,政治态度较为温和。作为受过教育、大多拥有较好职业的群体,他们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且多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管理手段紧密相连;他们处于社会中间阶层,对其他阶层有重要影响,是维护上海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大体来讲,旧职员群体于 19491956年间呈现出了一种由彷徨与观望(1949年前后)到接受与认同(19491952)再到支持与拥护(19521956)这一心理变迁规律。当然,这一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彷徨中有支持拥护、支持拥护中也夹杂着彷徨与观望,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各种情绪都有。

 本文选取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期间的上海旧职员为研究样本,描述该群体在新中国成立后头七年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在研究中,文章将注重揭示中共与旧职员之间的双向互动,既包括中共刚柔并济,运用多种手段帮助旧职员群体形成适应新政权要求的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的描述;又包括旧职员不断认知、学习和调适自我,努力接受和融入新社会的过程的分析。

一、1949年前后:彷徨与观望

1949年前后,在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憎恶和强烈爱国之情的影响下,大多数旧职员选择留在大陆。然而,此时他们对中共的了解非常有限,尚谈不上认同,甚至有曲解的情况出现。总体来看,彷徨与观望是这一时期旧职员的主要政治态度表现。

早在辽沈战役结束之时,蒋介石就开始酝酿“抢运学人”计划,国民党利用各种资源,不惜以高官、美金作“诱饵”,发动一切力量,企图将人同仪器设备、古籍文献、学术机构等“一网打尽”;国外一些研究机构和高校也适时对大陆学人发出邀请,可最终,大多数旧职员还是选择了留居大陆,迎接新政权。以 1948年当选的 81位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为例,留居大陆或于建国之初返回大陆的有 60人,随蒋介石迁至台湾的有 9人,旅居美国的有 12人。 (参见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67页。)在上海,“与工商业及航运有密切关系的海关机构员工,除美籍总税务司李度赴穗外,所有其他员工均自愿留沪海关继续工作。全部档卷、关产、船只,除四只缉私艇于解放前被国民党海军劫走外,均保持完整无缺”(《沪海关完整员工全未离职》,《解放日报》1949529日。)。

新旧社会更替的关键时刻,广大旧职员在政治倾向上义无反顾地选择中共,其原因大多出于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憎恶与爱国之情的感召,当时还谈不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更谈不上对中共的认同。如曾在反动军队当过翻译官的徐捷认为,“从解放后的北平传来的消息说明了共产党并不可怕,既然如此,共产党就早点打过来吧,换个朝代,没有战争,日子总会好过点的”(徐捷:《共产党教育了我》,《文汇报》194911 18日。)。

事实上,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中共长期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这使他们在城市尤其是诸如上海这般国际大都市的影响力比较有限,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恶意扭曲和极力丑化,旧职员对中共的了解甚至存在曲解。在上海,多数人不了解中共,他们常常抱以“等一等,瞧一瞧”的心态;很多人“过去从来没有听见过啥叫社会主义”(《北四川路、北站、普陀区有关里弄整顿工作计划、总结》,1954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党20155。);有的人担心共产党实行“公妻制”(《怎样改造?》(六),《文汇报》1950 3 2日。);还有人怀疑中共“是否会像国民党一样,没有裙带关系,不会吹拍就吃不开”(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83页。);更有许多人因听信“共产党有三头主义(刚来时点点头,住些时候摇摇头,最后要杀头)”(王达山 :《解放初期上海市对旧政府公务人员的处理与安置》,复旦大学 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国民党反动派散播的谣言而惧怕中共,如卢湾区一位旧职员王允周坦言道:“我从前听见共产党三字就怕”(田曼衍:《一个旧人员的蜕变——学习使他在思想上翻了身 王允周自动要求改供给制》,《新民晚报》1950 5 25日。)。

除以上与中共少有交集的普通职员不了解,甚至曲解、误解中共外,就连解放前曾参加过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某些旧职员也没有真正了解中共。上海解放后,被分配去华东新闻学院参加学习的旧职员“行者”剖析自己当年参加地下党活动的原因时说:“以为这是神秘的,时髦的,有时甚至可以像电影上的侦探家一样,偷偷地调查别人行动。”(行者:《我怎样丢掉了我的包袱》,《文汇报》1949 11 7日。)不仅是普通职员,很多高级职员也对中共知之甚少。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兼任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的宋云彬,曾在 1949 5 4日《人民日报》五四纪念特刊载文一篇,认为中共“无非说些知识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宋云彬:《红尘冷眼—— 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25页。);会计界老前辈潘序伦,也曾这样回忆:“随着上海的解放,也把我推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我的心情却还是动荡不安,心有余悸,不知何以自处。当时我虽没有跟着蒋介石反动派逃到台湾去,而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不是非常清楚的”(《财务与会计》编辑部编《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6年版,第 51页。);更有人对蒋介石心生怜悯,以为 “‘英雄如此下场亦谓惨矣’,又何必打落水狗似的乱骂他呢”(徐捷:《共产党教育了我》,《文汇报》194911 18日。)。因不了解中共政策,持中间路线的也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凡是敢骂国民党而又不欢迎共产党的才是好的”(徐捷:《共产党教育了我》,《文汇报》194911 18日。);还有人不满于“国民党的反动腐化,但对人民的革命仍是茫无所知。于是倾心‘第三条道路’,对当时流行的所谓‘新的革命运动’、所谓‘温和的社会主义’寄以无限希望”(郑自宜:《我的转变——感谢共产党》,《文汇报》1950 7 1日。)。

总之,现实境况以及生存要求使旧职员虽有惧怕,但又非常渴望了解中共与新政权。于是,在疑虑、猜忌,不安与恐惧的情绪中,他们陷入了暂时的彷徨与观望。

二、19491952:接受与认同

初为执政党的中共深知,若不加以正确引导,旧职员焦虑与不安的情绪不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还有可能会危及新政权。因此,他们运用各种方法,动用多种资源,不仅以事实证明了自己卓越的执政能力,而且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彰显“新社会、新气象”,让人民体会到“翻身做主人”的喜悦。新中国成立一年多后,民众已逐渐开始了解中共,并对其表现出了初步的接受和认同。认购公债时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土改中思想感情的转变是这一时期旧职员初步接受和认同中共的典型表现。

(一)认购公债:政治参与热情高涨

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国民政府的罪恶财政政策,中共初掌政权之时,中国物价飞涨,秩序失调,人民失业,整个社会一片破败混乱。为稳定秩序,安定民心,巩固政权,中共立即将抑制通胀、稳定物价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通过对经济秩序的全面整治,1949 6 22日,物价下跌 8%,银元之战首战告捷,投机资本受到了致命打击,人民币在市场站稳了脚跟,物价渐趋平稳。(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接管上海》下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0页。)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投机商人兴风作浪,1949 10 15日起,全国物价猛涨,“以七月底为基期,物价平均指数:京津已涨达一点八倍,上海涨达一倍半,华中、西北亦与此相近”(《陈云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9页。)。

为稳定经济秩序,减少赤字,缓解财政危机,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经过反复研究,经毛泽东同意后,决定发行公债。1949 12 2日,中央通过《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考虑到物价波动因素,公债发行采取折实办法,公债的募集及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 6大城市之大米(天津为小米)6市斤、面粉 1.5市斤、白细布 4市尺、煤炭 16市斤的批发价的总和计算。每分价格由中国人民银行按政务院制定的《公债条例》计算,每 10日公布一次,确保公债不随着物价的飞涨而贬值。参见迟爱萍:《新中国第一笔国债研究——兼谈陈云关于“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思想”》,《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 3期。) ,次日,该决定正式颁布。16日,政务院又通过了《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条例》。12 30日,《关于发行 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公债的指示》出台,《指示》对公债发行的数额及各区的具体配额、推销对象、宣传方法,发行公债的目的和意义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华东区所占比例最高,为 4500万分。(参见《第一期公债下星期发行 华东区四千五百万分 政务院发出有关指示》,《新民晚报》1949 12 31日。)然而,第一期人民胜利公债发行任务确定之时,正值新生政权遭遇极大困难,经济形势格外严峻之际。入城不久的中共如何才能在尚未建立起足够牢固的群众基础之前,令城市市民积极支持呢?积极宣传、大力推销就成了关乎公债发行任务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一环。

为了确保宣传工作顺利、有序推进,在中央的指导下,各地纷纷建立起了公债推销委员会。上海的公债推销委员会于 1950 1 5日正式成立,共有 137位委员,设主任委员 1名,副主任委员 6名,常务委员 45名,下设秘书、推销、设计、联络、宣传、稽查等 6处,办公地址为外滩中国银行大厦二楼 216217218办公室。在公债推销委员会的领导下,上海的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对机关、部队、师生、员工、青年、妇女以及文艺界,主要以自觉认购、开展竞赛的方式进行;对工商界以及职业界人士,民主协商、自报公议则是较为普遍的方式;而对殷实富商,工作人员一般采取登门推销或个别协商的方法。(参见《上海市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史料》,《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 3期。)

由于组织得力,方法灵活,宣传有效,公债认购如火如荼,有序展开。医疗、文教、财经等行业的旧职员们迅速投入到了认购公债的热潮中来。在医疗系统,由医师黄振民主办,位于上海市浙江南路的 155号劳动诊疗所,于1950 1 8日自发决定将一个月的工资认购公债,以表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参见《劳动诊疗所员工以一月工资认购》,《文汇报》1950 1 9日。)在文教系统,从大学到小学,教职员工无一例外参与到了认购公债的行动中。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截至 1950 1 10日,师生员工共购买债券10468分,其中教师为 8194分,学生为 2274分,后为便利师生购债,特在出纳所设立代办所,在 19日当日就售出 2000余分。(参见《交大师生员工购债超过了一万二千分》,《文汇报》1950 1 21日。)至于财经系统,较典型的是闸北水电公司,该公司的全体职员早在蒋介石实施“二·六轰炸”前就认购公债达一万多分,后遭敌机轰炸,虽经济困难,但仍然遵从“舍小家,为大家”的美德,倾囊缴纳公债款,截至 1950 3 27日,缴款已达 11389分。(参见《闸电全体员工踊跃缴纳债款》,《文汇报》1950 3 28日。)

旧职员们不仅主动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认购公债,而且自觉加入到劝购公债的大军中。1950 2 3日,上海市青年与师生、员工共计 2万余人走上街头,分区广泛进行宣传;4日,师生员工分会继续宣传,队伍增至 3万余人。推销公债时,工作人员利用演讲、标语、漫画、腰鼓、秧歌、话剧、歌曲、测字、小调、双簧、演唱、口琴、踏高跷等多种形式,很好地调动起了市民的购买热情。(参见《激发群众购债热忱师生员工街头宣传》,《文汇报》1950 2 4日;《师生员工三万余人分区继续宣传购债》,《文汇报》1950 2 5日。)原定 1950年内分两期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总额为 2万万分的公债的计划,进展顺利,第一期超额完成,达到原定两期发行总额的 70.4%,后因国家财政状况基本好转,第二期公债未再发行。(参见孙业礼:《陈云与共和国第一期公债的发行》,《党的文献》1996年第 2期。)

从彷徨与观望到积极认购公债,可以看出,广大旧职员已经初步信任并开始接受中共的领导;而化身为积极分子,参与劝购公债,则是他们拥护新生政权的进一步体现。

(二)参加土改:阶级斗争实践中产生思想变化

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劳动生产力,进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中共决定于 1950年起,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推进土地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央人民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的指导下,全国各级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了土改委员会,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随之稳步推开。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干部缺乏的情况。为确保土改工作顺利有效推进,中央决定积极吸纳知识分子,尤其是旧职员加入土改大军。1950 8 13日,《关于各民主党派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出台。随后,毛泽东积极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旧职员深入农村,参加土改,改造自我。在他的号召之下,数十万知识分子(其中多为旧职员),积极投入到这场革命洪流之中。

为了使这些较少接触农民,又不甚了解农村的知识分子,愿意参加并且很好地完成任务,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严格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政策学习和整风。对知识分子,尤其是旧职员而言,着重进行政治立场,群众观念教育。通过学习,土改干部基本认清了土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解了土改的总路线和相关政策,掌握了土改的方法、步骤,为深入农村开展工作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基础。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年土改运动中,全国每年选派的工作队人员在 30万人以上。(参见白希:《开国大土改》,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 300302页。)

作为旧职员的聚集重地,上海也积极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宣传的指示》《关于干部在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时的八项纪律》分别于 1950 7 14日和 7 22日出台。在科学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华东土地改革委员会带领土改干部投入到了紧张而有序的土改运动中。仅以上海市郊的土改运动为例,除了来自北京的 29人土改参观团外,前前后后共有 3万多人下乡参观,1010人直接参与,这些人中,既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又有来自文艺界、科技界、工商界的人士,还有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上海市郊区土地改革总结》,上海市档案馆B14-1-21-28。参见张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参与土地改革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是中共发动知识分子参加土改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借机教育,争取他们对土改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减少社会震荡,稳固新生政权则是中共更为深层的用意所在。对旧职员而言,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踊跃参与土改,除了一定程度的外在压力外,还与他们内心的“落伍”感、“原罪”意识有关,因此,积极配合国家政策,力图了解、融入新政权就成了他们最真切的想法。

实践证明,从教育旧职员这个角度而言,土改运动的效果远远超出了预期:旧职员来到乡下后,大都态度积极。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戏剧、小说、歌曲等宣传中共的方

针政策;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了解访问农户家庭情况;在开展诸如划分阶级成分、群众诉苦等大会时,积极协助布置会场、维持秩序。经历了与基层干部睡土炕、吃糙米、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召开控诉大会、斗地主、定成分、分田地等一系列过程之后,成长于优越环境,从高等学府和政府大院里走出来的旧职员们,从真正意义上了解了乡村的落后,民间的疾苦,封建土地制度的危害,地主对农民的罪恶盘剥。兴奋、雀跃、激动、痛苦、惶恐、忐忑、内疚、愤懑、怜惜……各种错综复杂情感交织相伴,成为这支队伍特有的心理特征。正是在复杂的现实与激烈的内心斗争中,他们产生了政治觉悟,从对旧制度的憎恶与鞭挞中认识到土改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进而对中共产生了由衷敬佩与认同。恰如谭其骧教授所言:“淮北农民生活之苦,世界上恐怕少有。”在他看来,这一切应归咎于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他由此对党的阶级路线和土改政策坚信不疑,希望土改给农民带来新生活。非党非团的他,由于在第一期土改中的出色表现,在第二期土改中被提升至副组长,单独负责一个联防村的工作。回到学校后,他的总结还被推为本单位的典型。(参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78179页。)

由此可见,建国之初,以参与者与被改造者双重身份加入到土改大军的旧职员,通过实践,体验到了民间疾苦,认识到了土改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中共的宽容与正义。土改触及了他们内心深处,涤荡了他们固有的、落后的思想,并使他们的阶级情感转向工农大众。经过土改,不仅是农民,旧职员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农民翻身做主人的喜悦,看到了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的新气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对于促进知识分子,尤其是旧职员的思想改造,帮助他们认同新生政权,拥护中共的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三、19521956:支持与拥护旧职员们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巨大变化,在震撼与兴奋之余,也以更加热情饱满的状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业中。这些在旧社会里报国无门,倍感压抑的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下有了发挥作用的良好平台。这对他们是莫大的鼓舞和振奋。他们在中共的感召下,尽心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此时的他们,已由过去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变为了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为国家的繁荣强盛贡献力量。这标志着他们对中共的政治认同,已由内心的简单认可转化为了外在的积极行动,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

(一)迸发爱国热情,拥护中共领导

赵祖康是积极拥护中共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典型代表。他是一名市政工程、公路专家。自 1945年起,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解放前夕,被任命为上海市代理市长。担任代理市长的 7天里,他深明大义,积极配合,为接管工作的顺利完成、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序作出了积极贡献。(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年版,第 88页。)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又负责上海市棚户区整修、规划、环境改造以及公路扩建工作,新建长寿桥、天目路,辟建西藏北路、河南南路,沟通了南北交通。1954年,他担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局长,19571983年,他连续 26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

徐以枋也是极力支持中共、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代表。他是土木工程专家,曾任职于杭州市工务局、上海特别市工务局、南京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等,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桥梁学教授,解放前夕,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副局长。徐以枋自认为是技术人员,并不太关心政治,因而对中共知之甚少。他虽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但对如何迎接,心中却存有疑虑。然而,解放军的秋毫无犯,不入民宅、老上司赵祖康的继续留任以及陈毅的讲话却令他深受鼓舞。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副局长,1951年开始,又兼任工务局技术处处长,为新上海的市政建设、国防工程建设等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参与、主持了龙华飞机场修建、空军机场跑道扩建、虹桥机场新修、江湾和大场机场改建、重庆长江大桥设计等一系列重大工程。让徐以枋万分感慨的是,在建设过程中,新政府不但信任他们,让他们放手干,“而且在施工中遇到困难也大力帮助解决”,对“驻工地技术人员的生活也很关心,使大家感到温暖”。(石鸿熙主编《接管上海亲历记》,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1997年版,第 74页。)

有类似赵祖康、徐以枋这样经历的还有很多,如国内第一个列宁著作翻译者,曾在金融界服务多年,并在国民政府身居要职的金宝国;拥有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曾任同济大学化学系主任的顾敬心教授,等等。他们在中共的感召下努力工作,成为新中国各行各业建设中先锋模范的重要代表。

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广大旧职员的爱国热情进一步迸发出来。事实上,中国出兵援助朝鲜最初,很多人表现出了怀疑、担忧、不安甚至是恐惧。如:在医疗系统,上海中德医院的一名护士,在公开场合声称:“美国唇膏可是很好,盒子不褪色,抗美援朝,还是抗朝援美吧”(上海市档案馆编《抗美援朝期间上海医务工作者支前档案史料选》,《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 2期。);个别医务人员甚至在背后造谣:“这次是参军,一去不回来”(上海市档案馆编《抗美援朝期间上海医务工作者支前档案史料选》,《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 2期。)。在工商业系统,也有人发出“他们(共产党)真奇怪,凭什么去同美国作战”(侯松涛:《全能政治: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年版,第 50页。)的疑问。

但当志愿军战士同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0 10 26日。),将敌军由鸭绿江、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时,国内民众开始重新审视中共。1953 7 27日上午 10时,《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国内各界人士沸腾了,民众欢欣雀跃,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内心难以掩饰的激动心情。叶圣陶在停战协定签署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得此消息,我人固咸感兴奋,世界各国人民亦必欣慰无极,都云今日盖有历史意义之日子也。”(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 2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2页。)上海的旧职员也不例外,纷纷尽自己所能,表达对英雄及其家人的敬仰与爱戴。如 :铁路管理局自 1954 3月起,指示全线二等以上的车站在候车室备置座位,悬挂“烈属军属旅客候车”标志,专供烈属军属候车休息;同时,在各二等以上站及各次列车上组织“烈属军属旅客服务小组”,许多烈属军属旅客感受到旅行中的安全和方便,纷纷写信表扬路局员工的服务精神。(参见《铁路员工为烈属军属服务》,《解放日报》1954 6 24日。)

的确,无论政治信仰、价值观念如何,爱国主义一直都是中华儿女共同的信念。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被中共打破,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声望,也直接推动了国内各界民众,尤其是旧职员对新政权的支持与拥护。在抗美援朝精神的感召与鼓舞之下,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越来越强,爱国热情达到顶峰,民众的主人翁意识得以确立,工作热情也被充分激发出来。

(二)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

经过两年的恢复和休整,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到 1952年时,“工农业总产值比 1949年增加 77.5%,其中农业增加48.5%,轻工业增加114.6%,重工业增加

229.7%”(孙健:《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经济卷)(19492000),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54页。);与此同时,为涤荡社会风气,净化社会环境,铲除旧社会滋生出的各种毒瘤,中共采取强硬措施禁娼、戒赌、除毒,不良道德风气得以纠正,社会秩序更加稳定,国家的发展也开始步入正轨。形势表明,国家具备了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从 1952 9 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到“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 10年到 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 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13页。),到 195312月过渡时期总路线被完整表述,中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不断成熟,同时也拉开了三大改造的序幕。

旧职员们怀揣着对新政权的认同和美好愿景,奋力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之中。在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时,他们发挥自身优势,自觉担当起党的宣传员和报告员,深入农村、工厂、资本家当中积极宣讲,消除民众顾虑,使其理解、认同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开展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之时,旧职员们更是广泛深入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与农民、工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打成一片。诚如冯友兰所言:“工人农民的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而自己的事业,也就是工人农民的事业。”(冯友兰:《迎接文化高潮》,《新建设》1956年第2期。参见李沛、文红玉:《建国初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积极转变——以 19491956年的知识分子为对象》,《理论导刊》2011年第 9期。)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鼓舞下,各行各业的员工自发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为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贡献力量。

比如,上海铁路管理局的广大员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竞赛,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在 1956 3 8日到 11日召开的全局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有 372个人和 293个单位受到了表扬和奖励,其中有 40个人获得管理局“优秀工作者”奖章,77个单位、车间和小组获得一等集体奖。出席大会的 656个代表中,有 16个人和 21个集体被选为市劳动模范候选人。52个人被选为出席铁道部全国铁路先进生产者大会的代表。(参见《铁路员工不断创造新纪录 上海铁路局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已在昨天结束》,《解放日报》1956 3 12日。)

正是因为全国民众万众一心,齐心协力,并肩作战,至 1956年底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得以顺利完成。在新生政权的领导下,旧职员同广大民众一起,或主动或被动地结合起来,团结互助,凝聚力量,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贡献。当国民经济得以恢复,政治局面趋于安定,社会秩序良好运行时,旧职员内心深处所蕴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促使他们更加自觉地团结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红旗下,奋发图强,勇猛直上。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内心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感亦被强化和稳固。(这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部分旧职员的发言中可见一斑。会议列席代表中,大多数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旧知识分子,尤其是旧职员,如:教授、学者、工程师、科学家、医生、音乐家、艺术家等。在会议上,他们积极发言,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献言献策。较有代表性的上海旧职员有高级职员金国宝和顾敬心等,发言全文详见《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56211日。)

四、结 语

1949 10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获得更多的政治认同和支持,更好地维护这个新生的政权,成为中共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为构建上海旧职员政治认同,中共大体遵循了从营造政治绩效出发,制定政策、制度,并辅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路径。正是在利益、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作用之下,旧职员开始了解、认知中共,并逐步加深了对新生政权的向心力和认同感。这种向心力和认同感也使他们由旧制度下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成长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光荣劳动者。

客观来讲,上海旧职员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执政党刚柔并济,运用多种手段帮助旧职员群体形成适应新政权要求的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旧职员在参与社会实践,面对外界环境时不断认知、学习和调适自我,努力接受和融入新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适应与不适应、被动与主动、积极与消极等多种显现,但总体上来说,顺利且成功,这正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执政效力的很好印证。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旧职员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不复存在,然而,根基的消失,并不意味着针对该群体社会改造工作的结束。人的思想变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构建旧职员的政治认同也需要经历一个复杂、漫长、曲折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共对该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依然在继续,只是在内容和重点方面发生了变化,此时的中共已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如何帮助他们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等问题上。

(本文系海南省高校年度思政专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等教育全过程研究”和海南大学青年基金项目“新形势下高校青年教师思政工作新情况新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Hnsz2015-2qnjj1513

〔作者崔丹,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海南海口 570228

(责任编辑:茅文婷)

(来源:《党的文献》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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