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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志:古路新生与民族复兴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6-11-28 来源:
    

古路新生与民族复兴

——从“一带一路”建设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张宏志

 

 “一带一路”建设,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际间互利合作的大规模合作项目,更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史无前例的交汇交融。这一历史性事件只能发生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现阶段的今天,只能由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来发起,已成为中国迈向民族伟大复兴、迈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标志性事件。“一带一路”建设一经提出,立即引发了海内外各方的热议,三年多来,关注的热度持续不衰,各类解读层出不穷。然而,各种解读之中也不乏曲解之处,即便在正面理解之中,也有一些片面、狭隘之见。因此,回顾“一带一路”建设思路自提出到逐步完善的历程,进而深入分析和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时代背景,深刻理解这一建设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认真思考其中蕴藏的全局性战略思维,对于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意志,跟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步伐,投身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正确认识“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家 长远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提出,距今已三年多了。随着这一建设的渐次推进,其框架结构日益清晰,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充分显示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2013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了以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并就合作的基本内容作了初步阐述。同年 10月,他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提出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从而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鸟之双翼,构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框架。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从不同角度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论述。2014 6月,他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阐释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主要内容的丝绸之路精神和“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建设原则,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参见《人民日报》2014 6 6日。)同年11月,他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全面阐述了“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内容。他指出:“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是相融相近、相辅相成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这两支翅膀的血脉经络,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参见《人民日报》2014 11 9日。)这一年,我国通过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2015 3月,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详细说明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和中国的相应政策和行动。2016 4月,中央政治局就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要求、指导思想和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从我们自己的情况来看,倡议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内生性要求,也有助于带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但建设“一带一路”不是我们一家的事,不应仅仅着眼于我国自身的发展,而是要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我国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家利益。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统筹我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调动沿线国家积极性。他全面阐释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应注意把握的几个重大问题,强调要处理好我国利益与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务实推进与舆论引导的关系,国家总体目标和地方目标的关系。(参见《人民日报》2016 5 1日。)2016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又就构建“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共创“一带一路”新型合作模式,打造“一带一路”多元合作平台,推进“一带一路”重点领域项目等问题,提出了四点新建议,倡导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他提出:构建务实进取、包容互鉴、开放创新、共谋发展的“一带一路”合作网络;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规划对接为基础,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支柱,以金融互利合作为重要保障,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合作,努力开创“一带一路”新型合作模式;推动各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民间团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主题、全方位跨领域的互利合作新平台;抓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全面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加强金融创新和合作,加强人文领域合作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并发出了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的新倡议。(参见《人民日报》2016 6 23日。)2016 8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定位和本质意义进行了论述,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着眼于我国“十三五”时期和更长时期的发展而提出的大的发展战略,并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八项要求。(参见《人民日报》2016 8 18日。)至此,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思路基本形成,这一宏伟的蓝图已比较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构想的不断完善,这一建设在实践中也迈出了巨大步伐。自“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提出以来,已得到了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目前,这一倡议已经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的“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等发展规划相对接,规划和启动了中巴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等多个经济走廊建设项目,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中东欧和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多个区域多边合作机制的深化和发展,中欧国际铁路班列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与“一带一路”建设配合的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开始运作,其中亚投行的建立得到了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踊跃参与,创始成员国达到了 57个。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和我国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来看,“一带一路”建设绝不是单纯的经济项目,也不是一个为短期需要服务的建设目标,而是从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的战略考量,在整个国家未来发展战略中占据十分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从这一建设获得的国际反响来看,“一带一路”建设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对于未来世界、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这样一个历时长久、跨洋越洲、涉及多个不同领域的重大国际性建设项目,我们有必要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未来的深远影响,以及决策的思维方式进行深入考察。

二、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 时代背景和根本目的

“一带一路”建设为什么会在当今时代应运而生?它的初衷又是什么?弄清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这项建设的本质、内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之后,一方面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另一方面却遭到了某些西方势力的猜忌和质疑,有论者称之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要建立和营建势力范围;也有论者称是陆权大国要重温旧梦,对冲美国的海上霸权;还有论者称是要搞经济扩张,谋求建立中国经济圈,种种论调,不一而足。国内许多学者在深感振奋之余,也作出了种种分析,有的认为是输出过剩产能、破解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突围之举,有的认为是拓展国家西部战略空间的谋篇布局,也有的认为是打破“马六甲困局”的战略部署,这些观点各有一定道理,

但似都不够全面深入。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国经济困难尚多、国力仍不充足,不应过多关注域外事务。由此看来,深刻理解“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首先有必要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对此,可从国际、国内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三个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从国际视角来看,世界正处于一个艰难的调整期。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兴起、冷战后加速发展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不同国家间经济走势明显分化,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或者是民粹主义等反全球化思潮迅速上升,抢占国际经济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更加激烈,政治、经济摩擦大幅度增加。新兴大国发展趋缓。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在西方国家的错误干预下,政权崩溃、社会瓦解,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急剧发展,甚至出现了“伊斯兰国”这样占据大片土地的恐怖实体,引发了二战后最大的难民潮。西方国家内部阶层分化加剧,排外主义思潮抬头,一体化进程停滞,甚至出现倒退趋势。西方国家政府和政治代表人物中,放弃国际责任、追求各自私利的倾向日益蔓延。这一切加剧了世界经济、政治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增加了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改革开放以来有利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国际大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从国内视角来看,中国正处于一个痛苦的转型期。经过 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一些传统的增长优势也不复存在。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口红利的下降,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风光不再,结构调整压力陡增,国际市场的长期低迷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大批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时代已成过去。恰在此时,为了应对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强刺激措施,这虽然一时缓解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也留下了后期如何消化其负面影响的难题。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使我国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措施消化期叠加的局面,急需新的增长动力。与此同时,我国长期面临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短期内尚无法完全解决,仍需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使我国经济面临着加速转型升级与确保持续增长的两难处境。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中央推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努力使我国经济平稳进入迈向中高端、保持中高速的新常态。然而,创造新的有效供给与需求需要一个过程,在传统市场萎缩、潜在的新兴市场尚未形成之际,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难度很大。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基数已经很大的国家,维持中高速增长尤为不易。如何破解发展瓶颈,顺利渡过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时期,完成经济的转型升级,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必须跨越的一道新的险关。

第三,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看,相互间正处于一个复杂的磨合期。中国近年来的迅猛发展,已对当今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既有大国对中国防范、猜忌之心日益上升,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制衡中国;周边某些国家也不适应中国日益壮大的现实,趁中国将强未强之际抢占利益的战略投机心理增强。特别是由于我国体量巨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使我国与世界上许多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同时存在着竞争关系,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新兴大国,都可能在某一方面或多或少地与我国产生利害纠葛,加之以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差异和领土、海洋权益纠纷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未随国力的增长而缓解,反而进入一个阶段性的紧张时期,呈现出一种“成长中的烦恼”。中国和世界正处于一个深度磨合、调整适应期。中国这样规模的大国实现现代化是史无前例的,对世界格局的冲击也会前所未有。如何在维护我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使我国顺利融入现有国际体系,而不产生剧烈的震荡,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零和博弈,也是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上必须越过的一道障碍。

综合上述三个视角,可以说进入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中国的发展已到了一个“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也是新的转折时期,正面临着又一个重大的历史关节点。一方面,国际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极其深远,现在尚难以完全预料其结果。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此次危机的影响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相比有很大不同,尚不致引发世界大战,但有可能造成一个时期的国际紧张局势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动荡;虽然不可能中断经济全球化进程,但有可能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规则的重大变化。30多年来借助全球化浪潮成功实现了自身发展的中国,可能要面对一次新的变局。另一方面,这一变局又恰与中国经济自身转型升级的历史节点相契合,大大增强了转型升级的困难。这使得我们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更加艰巨,其中既有新的考验,也有新的机遇。我们既要增强抗压能力,顶住各种风浪的冲击,也要拿出战略性的重大举措,抓住历史机遇,选准关键环节,实现重点突破。“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树立全球视野,更加自觉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面谋划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战略,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参见《人民日报》2016 8 18日。)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目的,既是要在国际风云激荡之时为腾飞的中国大鹏再插上两支翅膀,使之飞得更高更远,同时也是为了通过国际间的互利合作重振全球经济,为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和空间。这一建设的提出绝非偶然,只能诞生于当今的时代、当代的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的客观要求,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成长壮大到一定阶段后的现实需要,对中国和世界未来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标志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深刻理解“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作用和历史意义

如果说“一带一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在关键时期、关键方向投出的一枚战略性棋子,那么它会产生哪些现实和历史的影响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和不断推进,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创造无数发展机遇,推动和引领下一轮新型全球化浪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遇阻、经济增长乏力,西方国家无力甚至无意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按下了快进键,同时也为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按下了启动键,为恢复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力。与过去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仅偏重于投资贸易自由化的模式不同,由“一带一路”建设引领的这一轮新的全球化浪潮,着力于促进亚欧非三大洲及附近海洋范围内各国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特别是更加注重开发性建设,尤其是注重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引领经济走廊、经贸产业合作园区建设,并结合区域内多重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整个沿线区域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这既为落后国家和地区打开了发展的希望之门,也为发达国家创造出再发展的机会之窗,影响力远超古代丝绸之路范围,为全球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正能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在国际

范围内的运用。

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发展中的问题还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中国通过自身几十年的发展实践,探索出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奇迹。这条发展道路有利于改变落后地区的面貌,有利于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从而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一带一路”建设中多方面参考了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特别是以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经验,对于加快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对于打破固化的国际分工、开辟一条不同于传统“雁阵”发展模式的全球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进而有利于探索一条适合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成功之路,促进建立各方互利共赢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目标的成功实现,将极大改变世界经济版图和政治格局,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一带一路”东连活跃的东亚经济圈,西接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沿线穿越无数山川险阻,连接了众多发展中国家,横跨进入海权时代之后长期被忽视的内陆地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带动,可将昔日的闭塞之地变为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和经济、文化交流枢纽,融入到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之中。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久推进,最终将从根本上改变沿线欠发达地区的贫困落后状态,进而淡化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矛盾,消弥社会不稳定因素,压缩极端主义思潮的生存空间,实现整个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一建设的实施,还将实现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经济上的深度耦合,不仅有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将使发达国家从中获得再发展的动力和机遇。这对于促进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增加不同国家间的政治互信、人文交流、文明互鉴,进而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影响世界,也会起到重要作用,最终有利于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对于实现国家的均衡和持续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战略突破作用。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在“创新局”和“补短板”两个方面取得突破。“创新局”,就是要为经济发展开创新空间,这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创造更高层次的新需求;另一方面要积极走向世界,进一步拓展国际经济空间。“补短板”,就是要消除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带动经济整体向前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广大西部地区的相对落后状态,就是一块突出的短板。本世纪初为缩小东西部的发展差距,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巨大的成就,为西部地区的下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由于地理位置限制,西部地区始终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处于不利地位。如不能真正解决好东联西出的问题,变西部边陲为对外开放前沿和经济发展中心,西部地区的面貌就不能得到根本性改变。“一带一路”建设恰好处于“创新局”和“补短板”的结合点。这一建设巧妙而充分地运用了中国位居东亚经济圈中心、相邻国家众多的地理优势和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积淀,抓住沿线国家借助中国力量谋求自身发展的高度期待,把打开西部国门、实现东联西出作为突破口,将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和开拓境外经济空间有机结合了起来,将产业升级与对外产能合作有机结合了起来,将扩大内需与创造外需有机结合了起来。这对于实现国家均衡和持续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

第四,建设“一带一路”,开启了中国主动塑造周边、影响世界的历史进程。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连接为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都不能不受周边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大国的崛起尤其易与现有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剧烈碰撞,引发巨大震荡。历史上的中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农业文明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在近代以前较少主动与外部世界交往,也较少受到外来影响的冲击,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封闭生存环境。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这种稳定,迫使中国卷入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激流旋涡之中,积贫积弱的中国只能在激流中奋起实行民族自救。新中国建立之后,中

国人民掌握了自身的命运,但一穷二白的面貌和繁重的建设任务,要求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对外来干扰多以应对为主。直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日益走向了世界,但我们的对外开放也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国际环境谋求自身的发展,较少主动去影响世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自身发展而带来的辐射作用和溢出效应。而当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外部环境也日益复杂,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更加突出,单纯被动地适应和利用外部环境已远远不够,必须要主动塑造外部环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的条件。

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往往伴随战争和冲突。当今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的国家性质、根本利益和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传统的大国争霸之路,只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能否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同时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中国能否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快速前进,也要看中国能不能在自己“开快车”的同时让别人“搭便车”。因此,抓住发展这个当今世界各国利益上的最大公约数,以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方式创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承担必要的国际责任,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周边环境复杂多变,“一带一路”建设从周边入手,以塑造周边来影响世界,开辟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新局面。“一带一路”不是某个国家的私家小路,而是沿线各国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它追求的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而是百花齐放的大利,既不是仅仅着眼于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寻求市场和资源,也不是搞排他性的“圈子”和“集团”,而是建立一个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和发展平台,并与沿线各国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耦合;既不是单纯对外援助和扶贫济困,更不是满天撒钱、沽名钓誉,而是授人以渔、共同发展,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这就如同一列高铁列车,既有中国作为车头来牵引带动,又有沿线各国作为一节节动车协同发力,沿着共同发展的高速铁路一齐飞奔。这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潮流之举,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打造一条横贯东西的交流大通道,通过做大经济蛋糕,实现共同繁荣。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沿线国家间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一建设的实现,不仅扩大了中国的经济空间和战略回旋余地,增强了中国的影响力、吸引力等软实力,还将形成一个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地区新格局;不仅有利于沿线各国经济上的合作共赢,还将打破一切自然与人为的阻隔,实现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将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也是走向复兴的中国融入 21世纪世界的唯一正确选择。完全可以说,只有成功实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才可能提出如此有远见、胸怀和气魄的建设项目。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宏伟的蓝图,实现起来绝非易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建设过程中必然面临着种种复杂的挑战。其中既有沿线地区战乱与动荡的阻碍和各种不同方面利益间的碰撞博弈,更有域外大国的猜忌和或明或暗的干扰破坏。这一建设成功实施后,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秩序产生的冲击,也必将引起一定的反弹。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和战略定力。但是,这一建设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符合沿线各国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决定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和成功的可能性,只要我们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真诚合作的态度,兼顾早期收获和长远发展,步步为营、久久为功,试点先行、多路并进,这一事业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四、认真思考“一带一路”建设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总揽国际国内大势,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和安全等各个方面的重大战略性决策,在中国国家战略决策历史上开创了先河。它的提出不仅体现出时代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重要历史转折时期表现

出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跨上了新的台阶,树立了一个成功决策的新范例。从这项决策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五点启示。

第一,以大国的视角谋划战略全局。自古以来,“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当今的中国已经逐步摆脱了过去“大而不强”的局面,进入了“由大而强”的关键阶段,更加需要以大国的视角看待自己、看待世界,处理好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发展起来的中国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我们要坚决拒绝西方某些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中国责任论”,不随他人的曲调起舞;另一方面,我们要度德量力,积极提出自己对国际事务的主张和方案。一方面,我们要继承“韬光养晦”外交方针的精神实质,坚持不称霸、不当头、不偏激、不冒进;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有所作为,为世界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产品,在促进共同发展中实现中国的继续发展,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也是中国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提供的中国方案,是对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积极探索。这一建设的提出和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以大国视角谋篇布局的成果,显示了中国新的世界眼光。

第二,以统筹内外克服发展瓶颈。中国的发展已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已离不开中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不仅要从国内着手,而且要从国际着眼;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而且要综合考虑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外交等其他诸多因素。“一带一路”建设,内外相联、东西互动、陆海并举,包容了全方位对外开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西部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走出去”、边疆地区建设和扶贫开发等多种战略考虑,与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相互衔接,兼顾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反恐维稳的需要,重点突破、带动全局,一着棋落、满盘皆活,是统筹兼顾各方面需要、从战略上把握大局的提纲挈领之举。在我国各方面建设经纬万端、经济发展破茧欲飞的关键时期,为谋划国家发展的全局树立了一个范例。

第三,以经济共赢突破军事围堵。中国的发展已触动了霸权主义者的神经,也引发了某些地区大国的疑忌,围堵中国的图谋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然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冷战的旧思维已不合时宜,发展的愿望已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追求。古语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围堵战略的重点在军事方面,是通过挑动地区矛盾来构建军事同盟体系和军事基地网络。但是,这种战略缺少经济内涵作为支撑,恶化区域内政治空气,不利于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有害于地区和平稳定,纵然能够喧嚣一时,但终究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大势和人民愿望的。这也就违背了天时与人和。从地利方面来说,中国西有高原、沙漠,南北西三面与多国接壤,东虽临海,但有岛链重重环绕,与众多周边邻国间难免有种种利害冲突,以军事角度看处于四面被围之势,易于被包围封堵;但反过来逆向思维,走和平发展道路,从经济角度入手,以开放、合作、共赢的方式联络邻国、经营周边,这些围堵的堡垒就一变而为走向世界的踏板、互利共赢的桥梁,形成广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地理因素反过来有利于我。因此,就破解军事围堵而言,在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一次改变被动态势的主动出击。这种出击适应沿线各国的发展需求,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努力寻求不同合作者之间利益上的契合点,不强迫选边站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周边环境,进而塑造整个世界。这种软硬实力结合的突围思路,刚柔相济的斗争策略,顺应了天时、地利、人和,对于弱化军事同盟的作用,孤立少数顽固的霸权主义者,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有着重要意义。

第四,以历史文化促进经济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区域广,所需时间长,其中不确定的因素很多。虽然,这一建设符合沿线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如何冲破各种矛盾冲突的阻碍和牵绊,如何战胜各种敌对势力的挑拨和破坏,使其真正赢得沿线广大国家和人民的衷心支持,并保持持久的生命力,确也殊为不易。这就需要借助历史传统和地缘文化的支撑,构筑“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形成沿线国家民众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始于两千多年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丝绸之路,为东西方之间的商贸流通、人文交流、文明交融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沿线国家和全世界深入人心,成为了和平、友好、繁荣的象征,形成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也使中华文化中正平和、推己及人、天下一家的思想传知天下,代表了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具有的先进地位。以此作为媒介和切入点,推动沿线国家开展紧密经济交流,可在各国人民中引起强烈共鸣和持久关注,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一带一路”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但又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战略,也是沿线不同国家、民族、文明之间人文交流的渠道。因此,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的人文基础。在这里,经济建设借助文化的力量而推进,而又推动文化交流深入发展,可以说是文化载经济出海,经济助文化远航。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也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经济、文化协力推进,软硬实力相互借助的中国对外交流新格局,使中国更加顺利地融入世界。

第五,以增量变化改革国际秩序。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这一秩序下的国际治理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其中既包含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也留有大国争霸的烙印;既反映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客观规律,又体现出西方国家以强凌弱的主导地位,存在着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力量对比失衡,其负面影响更加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了现行国际秩序中的合理因素来发展自己,并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不懈斗争,取得一定成果。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呈现出整体崛起的态势,旧的国际秩序及其治理体系的不适应性越来越突出,枝枝节节的修改已不能满足要求。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问题日益紧迫。无所作为、坐待国际治理体系自身演变是无法接受的,全盘否定、打破重建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正确的,将会引起国际关系的剧烈动荡。因此,在不断修补原有国际治理体系的同时,提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以增量变革冲淡、抵消其中的负面因素,是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这不是颠覆现行国际秩序,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和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就是中国为世界提供新公共产品的尝试。这些产品的成功运行,将有力推进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促使国际秩序向积极方面转化,引导国际关系走向良性循环。

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更加需要世界,世界也更加需要中国,中国梦与世界梦紧密相通。

争取和平环境以发展自己,以自身的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的战略抉择。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中国与国际伙伴的共同发展,是确保和平发展道路畅通的必然要求。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与中华文明的兴盛相生相伴的。中华兴则丝路兴,中华衰则丝路衰。丝绸古路的新生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新的动力,成为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前列的标志。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也必将使中国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为整个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张宏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编审,北京 100017

(责任编辑:高长武)

(来源:《党的文献》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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