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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中央苏区”学术研讨会综述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7-14 来源:
    

“刘少奇与中央苏区”学术研讨会综述

 

[摘要]刘少奇在中央苏区期间,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临时中央政府劳动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等职。在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会、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联合主办的“刘少奇与中央苏区”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关于这一专题研究的意义、刘少奇在中央苏区的历史贡献、刘少奇与中央苏区的工人运动、刘少奇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期间的革命实践、刘少奇与长征、从新角度开展刘少奇与中央苏区研究等几个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成果十分丰硕。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2016 10 26日,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会、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在福建长汀联合主办“刘少奇与中央苏区”学术研讨会。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一、关于“刘少奇与中央苏区”专题研究的意义

与会学者认为,福建长汀曾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城镇,既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又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汀留下了许多革命的足迹。1932年冬,刘少奇到达中央苏区,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临时中央政府劳动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等职。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革命历史、关于革命老区的重要论述,重温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央苏区的奋斗历程和丰功伟绩。特别是要学习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真理的高贵品质;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政治勇气;坚持一心为民、廉洁奉献的精神风范等。

二、关于刘少奇在中央苏区的历史贡献

与会学者认为,刘少奇在中央苏区的工作为巩固和加强苏维埃的经济基础、军事基础、群众基础,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及经济封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集中精力从事工会工作,组织和领导苏区工人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他纠正了工会工作和劳动部门中存在的“左”的错误,促进苏区工人运动的发展;他和陈云等采取许多符合实际的灵活政策和措施,包括奖励私人商业经营苏区必需的商品、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和合作社资本、促进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商品贸易流通等,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他全力配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动员工人群众参军,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他带头节约粮食,积极筹集各项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苏区革命战争;他深入细致参加查田运动,纠正阶级划分工作中的错误;他开展反腐肃贪工作,遏制了苏区贪污浪费之风。

在中央苏区期间,刘少奇撰写了《在两条战线斗争中来改订合同》《停止“强迫介绍”与救济失业工人》《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等文章。有学者根据这些重要文章以及刘少奇的工作实践,着重分析了他在中央苏区期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认为刘少奇立足于具体工作实践,抓住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来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从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和苏区劳动的社会主义性质两个路向,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进行理论探索,涉及到了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作用和如何在民主革命实践中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因素这两个问题。刘少奇的这一探索在其个人生平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一定重要意义。

三、关于刘少奇与中央苏区的工人运动

与会学者将刘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期间,他所从事的工运工作实践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健全完善工会组织,壮大工人阶级队伍。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纸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苦力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等。在刘少奇和全总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建立起了系统的产业工会,并成立了省、县、乡、区相应的工会组织。刘少奇还纠正了当时工会将大批“独立劳动者”拒之门外的做法,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第二,纠正“左”的错误,推动《劳动法》的修改。刘少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对待劳资之间、工人阶级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和反对工会工作和劳动部门中的“左”倾错误,并说明其危害性。他又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工会工作与经济建设工作相结合,推动了《劳动法》的修改。第三,明确苏区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刘少奇明确指出苏区工会是苏维埃最重要的群众柱石,工会应维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同时还要教育工人。第四,探索苏区工业企业管理方式。刘少奇提出要建立完备的工厂制度,科学地组织与计划生产,实行“厂长负责制”,并提出工人要“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第五,刘少奇善于利用苏区刊物,使之成为开展工会工作的重要宣传阵地。

四、关于刘少奇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期间的革命实践

刘少奇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不少学者结合福建当地史料,就刘少奇在福建的革命活动展开研究。与会学者指出,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刘少奇在福建狠抓扩红筹粮工作,为松毛岭战役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为抗击东线敌人的“围剿”,他组织领导福建军民参军参战,有效阻击国民党部队的进攻;他组织指挥苦竹山剿匪战,清除闽西匪患,为红军抗击国民党“围剿”扫除外围障碍;他未雨绸缪以四都为中心建立游击根据地,有效配合红军作战,并为坚持游击战争提供坚实的物资基础;他领导的中共福建省委周密部署阻击战,迟滞国民党军队进攻,为红军集结和战略大转移赢取宝贵时间。与会学者还对刘少奇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时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刘少奇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通过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其所体现的大局意识、担当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另外,长汀当地学者通过查阅相关史料、结合当地老人回忆,对刘少奇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刘少奇开始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或者说无正式任命书,但实际在行使省委书记的职权;或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的同时兼任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时间应为 1934 4月,而不是 7月。

五、关于刘少奇与长征

过去人们对刘少奇参加长征的历史不太了解,甚至对他是否参加过长征发出疑问。本次研讨会就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1934 10月,刘少奇随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出发开始长征,1935 10月中旬,到达陕西吴起镇。有学者指出,长征征程艰难,八万余红军将士背井离乡、别妻离子,跋涉二万五千里,没有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是决然无法实现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刘少奇先后担任红九军团、红八军团、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和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等,在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提高红军战士的阶级觉悟和坚定其理想信念,从而保证胜利完成长征的历史任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和王稼祥等无疑在会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泽东后来在 1966 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对刘少奇当时反对“左”倾错误的表现留有很深的印象。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刘少奇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积极支持党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在两河口会议上,刘少奇赞同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并阐述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好处。此后,刘少奇出席了沙窝、巴西、俄界等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发言支持毛泽东和中央提出的北上抗日主张。当时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员较少,因此每个成员的态度都具有重要作用。19357月中旬,红军进入四川松潘地区。为筹集粮食准备过草地,中央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由刘少奇担任主任,筹粮委员会组织红军指战员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下,开展筹粮活动。在过草地前,刘少奇还动员女红军战士分散到各部队中,以便互相帮助,使她们安全走过草地。

有学者对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进行了考证。认为刘少奇当时可能提出了“政治路线”问题,限于原始资料的缺乏,迄今为止还不能完全认定。但根据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共有关领导人的论述,以及刘少奇在会议前后的一贯思想,该学者认为,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提出了要检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是刘少奇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

六、关于从新角度开展刘少奇与中央苏区的研究

有学者从反封建陋俗斗争的角度探讨刘少奇在中央苏区的贡献,认为刘少奇是中央苏区反封建陋俗旧习思想的先锋。他主张通过思想教育和纪律处分的方式纠正流氓无产者的行为习惯;他分析了封建陋俗的性质危害,推动群众改造旧思想旧习俗;以党风廉政建设实现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以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作为陋俗改造的根本任务等。这些思想对于克服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贪污浪费、生活腐化等现象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探讨了刘少奇在中央苏区革命过程中所体现的党员修养,指出:“听党话、跟党走”构成苏区刘少奇的政治品格;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构成刘少奇的革命品质;肩负责任、敢于担当构成刘少奇的精神内涵;无私奉献、清正廉洁构成刘少奇的行为准则;扎根群众、服务群众构成刘少奇的行动自觉等。还有学者从刘少奇在中央苏区的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军事斗争、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探讨。这些研究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刘少奇在中央苏区的革命活动和理论建树及其现实意义。

本次学术研讨会成果丰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刘少奇在中央苏区的思想与其前后不同时期思想相联系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执笔:沈 鹤)

(责任编辑:宿凌)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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