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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对党建理论的卓越贡献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4-02-10 来源: (原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9期)
    

 任弼时对党建理论的卓越贡献

夏远生

 

    任弼时1950年逝世,党中央高度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1994年在任弼时诞辰90周年纪念会上,江泽民强调任弼时是党的卓越领导人、政治上成熟、有着坚强的党性和实在的工作作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建设方面的实践活动与理论贡献,国内召开了一些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一批有新意、有深度、有分析、有见解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使关于任弼时与党的建设的研究有所推进。目前,党史界、理论界正在继续把这一研究不断深入开展。笔者认为,任弼时对党的建设理论的卓越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对毛泽东建党思想所作的多方面贡献,而且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几个重要的阶段,例如红四军古田会议决议,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整风运动。任弼时虽然没有参加古田会议,但是他重视井冈山红军的建党建军经验,在湘赣、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实践中加以借鉴和贯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延安时期,任弼时是党中央领导成员之一,亲身参加了一系列建党、整党实践,并在理论上卓著建树。他在延安整风中写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是深刻阐述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文献,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党员党性锻炼都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些都对丰富毛泽东建党思想理论宝库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一、党要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武器

    任弼时是最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应当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党的领导人之一。1943年任弼时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中说:中国共产党“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止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在党的思想路线上,任弼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斗争重要的“方法和工具”,必须运用这个武器“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反对不切实际地“仿效俄国党的经验”。在延安整风时指出:“这里所指的理论是说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既要“反对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公式来搬运的倾向,同时也反对那种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要创造性地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在党的七大开幕讲话中,任弼时更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中共建设史上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任弼时为此作了自己的贡献。

    二、坚持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

    任弼时坚持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由于康生的错误领导,整风运动的审干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任弼时知道后,坚决反对这样做,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研究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错误。1943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政策,从而使整风运动重上正轨。任弼时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特别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达到全党的思想统一。

    三、党的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在于理论与实际真正相结合

    任弼时总结建党以来20年的历史经验,阐明“根本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即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真正联系的问题”。他对六届四中全会后的路线错误和严重恶果进行了严肃批判,并对自己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所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提出了延安整风运动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他要求全党同志都要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贯彻强烈的群众观念,具备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

    四、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总结党史党建经验、论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创造了范例

    早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研究党的历史问题的委员会,以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为委员,毛泽东为首。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他根据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起草了《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决定草案》。1945年5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会基本一致讨论通过了任弼时、毛泽东等反复修改而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项决议,集中了全党高级干部的智慧,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起了重大作用,促进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学说的形成。任弼时在起草历史决议稿中,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及军事上作出概括,指明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历史作用。从而为历史决议肯定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路线提供了好思想、好思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五、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的优良作风

    在党的作风建设上,任弼时倡导勤于和善于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要求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精确地了解“本部门本地区上下左右的情况”,运用理论的力量,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了解内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来确定我们的方针”。在党的组织工作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要建立集体领导;第二,要建立巡视制度;第三,要建立各部工作;第四,要加强党内民主。他非常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明确指出“党内党外均应加强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六、既要加强党的领导又要改善党的领导

    任弼时还就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提出了很重要的思想观点。任弼时为赣南会议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下公开存在的党,“最先决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下,“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但绝不是“包办一切”。1933年任弼时针对一些“地方党部最严重的是集体领导未建立”,“不得不形成个人包办的手工业式家长制度的领导”的情况,提出要“建立集体领导”,“一切重要的问题都应经过正式会议讨论解决”,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任弼时在西北高干会上,有针对性地强调三个观点:一是要对党的领导作用有正确的认识,党有责任有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革命的组织,集中制的原则是不允许动摇的;二是要对民主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只有在领导边区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中才能丰富民主的内容,才能促进民主政治;三是要肃清那种“觉得军队比党还重要”的不良倾向。

    七、预见和呼吁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任弼时参加革命30年,基本上处于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必须适应这种特殊的斗争条件和历史环境。但是,任弼时又是富有政治远见和科学预见的领导者。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十分注重已经在边区执政的共产党的建设。他强调一是建设好“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二是要用很大的注意力去进行经济建设,两者密切相关,缺一不可,但是边区的经济建设是“最中心的任务”。我们党必须提高对经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必须转变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这样,任弼时就把执政党的建设同边区的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加以论述。同时,任弼时提醒全党要反对贪污、腐化和堕落的严重倾向,否则,“任其发展下去,干部和党员就会起质的变化,党、政府与军队也会被它逐渐腐蚀,这是十分危险的”。任弼时在有关整风文献中更多的是侧重从执政条件下的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需要更加注意党性锻炼的角度来阐述他的党建观点的。

    为了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和在革命胜利后搞好经济建设,任弼时及时强调要加强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注意搞好党在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大会发言中,任弼时对中国共产党步入城市进行全面执政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和构想。他强调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党的建设也“要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他告诫说:如果“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赞同。毛泽东就在任弼时发言时作了多次补充和赞成,并在七届二中全会的结论中说:党的成份、组织教育等等,值得研究,好好研究。弼时同志讲了一篇,要有这样一篇,我基本赞成。

    八、总结党的斗争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撰成党建名篇,贡献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王震指出:任弼时具有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他对于党的组织工作、军队政治工作、青年工作、土地改革工作和财经工作都有独到的见解。他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为中共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光辉著作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指导方针和理论总结,任弼时则生动地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作了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系统阐释和发挥,为丰富毛泽东建党思想宝库作出了贡献。

    任弼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注意总结党的斗争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加以理论概括,撰写了大量文章,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上都对毛泽东建党思想作出了贡献,增添了一些新内容。如关于加强和巩固湘鄂川黔边区党与政权的领导力量、改善领导方式的观点;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观点;关于把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为党的建设最基本任务的观点;关于必须大大提高党员的创造精神、培养干部能够根据党的政策大胆地去创造的观点;关于从五个方面加强党性修养的观点;关于创造性地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的思想;关于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转变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思想,等等,都是任弼时总结中国革命的新鲜经验、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而提出来的,对于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最后,要加以说明的是,关于任弼时与党的建设的研究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强化和深化。任弼时作为中共卓越的组织家,党史上已有定评,但是我们对这位组织家的丰富实践和卓越建树进行专题研究的有份量的著作尚没有看到。无论如何应该很快组织写作和出版一部《任弼时党的建设研究》的专著。任弼时虽然没有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后生活多久,但是他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精辟论断,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任弼时又是中共党内一贯倡导和毕生躬行党的优良作风的领袖之一,他的骆驼精神脍炙人口,但对此的本质剖析和理论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些,都是目前和今后的任弼时生平思想研究工作中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重要课题。特别重要的是,任弼时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的卓越贡献,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于跨入新的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仍然富有指导性和针对性,值得引起党的领导层和党建研究界的重视。这也是我们研究任弼时党的建设理论的价值所在。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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