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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5-03-27 来源: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

雍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在拨乱反正中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问题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革命和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平与发展代替了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面临拨乱反正、全面改革,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繁重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首先必须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国情,拨乱反正,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问题。

(一)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社会上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来自“左”的方面的错误倾向,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鼓吹“两个凡是”;一是来自“右”的方面的错误倾向,即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坚决反对了这两种错误,端正了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他要求我们:

1.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针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邓小平指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

所谓完整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用联系的、具体历史的观点去理解它的每一个原理。不能割裂、肢解马列主义,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所谓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区分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区分正确思想和某些错误。邓小平说:“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运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所以,马恩列斯毛的话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不应该对他们和其他任何人搞所谓的“凡是”。

2.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要坚持,又要发展

针对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出现的否定马列主义和所谓“非毛化”的右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要因为暂时的曲折而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他同时又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要坚持,又要发展,而且只有发展才能坚持。因此,邓小平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3.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玄奥观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语言的民族化和表达方式的通俗化。针对当时出现的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和形式主义泛滥的倾向,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要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写文章要短,讲话要精练,要有新的语言。这些都应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

(二)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中国”化。要中国化,就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所谓认清中国的国情,就是要对中国革命的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实际,即中国社会的性质、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要有清楚的认识。

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指出我们过去的许多失误就在于离开了现实,超越了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种“左”的错误。然而在纠正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种企图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要求退回到新民主主义,进而“要补资本主义的课”的右的错误倾向。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说:中国社会主义现在“处在初级阶级,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这段话告诉我们:第一,我们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们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倒退到新民主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是不成熟、不完备、“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第三,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所以必要,不是为了“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要用它来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与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相联系,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也是基本国情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邓小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时,一再强调“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并且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加上我们对它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因此,“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三)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

提高党员和干部的理论水平,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

邓小平指出: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无论是新干部和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鉴于许多干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没有根底,他一再强调,“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他说:我们不搞政治运动,但“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只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打下根底,才能“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既要反对以迷信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反对以迷信的态度对待当代西方的理论和思想。他针对思想理论界发生的偏向,尖锐地批评“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化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这种偏向应该坚决纠正。

所谓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必须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要选好“结合”的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找准“结合”的切入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运用好“结合”的方法途径——求真务实,辩证思维,处理好一般与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把“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探求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规律,发扬敢闯、敢冒、敢试的精神,既继承前人成果,又突破陈规,不断探索创新。“结合”的结果应该是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又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符合实际的新话。

二、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解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创立邓小平理论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是实践主题的转换和解答。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相应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也是一个以这一实践活动的不同阶段的主题为中心分阶段展开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实践主题是进行民主革命,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阶段的主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如何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并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在这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其主要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第二个实践主题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阶段的主题,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可见,适时地实行主题转换,并对新的主题进行科学地解答,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一条重要经验。邓小平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抓住并科学地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主题,从而创立了新的理论。

(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阶段的重大理论成果

邓小平在全面改革(对外开放也是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运用了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和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总结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并批判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按学科分类进行的,而是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实现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阶段的理论成果的邓小平理论,它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个领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因此可以从学科分类的角度和学理层面研究它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1.哲学方面

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一个极有特色的思想贡献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实事求是”来简要地概括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清晰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功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现实运用开拓了广阔的前景。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他还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此外,邓小平还从党的思想路线,党的作风,言行准则和伦理规范等方面论述了实事求是的含义。这样的概括,十分明确地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强调它是“一块整钢”,无论是认识论、辩证法,还是历史唯物论,其精神实质都是实事求是,即要求我们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发挥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找出事物内部固有的规律性,作为行动的向导。因此“实事求是”四个字,已将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及工作作风、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等熔为一体,卓有成效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中国老百姓和广大干部喜闻乐见、生动活泼、朴实无华的民族形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现实运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地沉淀在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

邓小平是“照辩证法办事”的大师,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造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即如何发展的“发展哲学”。他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分析当今世界形势,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认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发展问题,中国尤其需要发展,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中国必须改革开放,必须主动地融入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从而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主题论;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分析中国的国情和特点,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思想,总结国内外在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关系上的经验教训,强调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发展目的论;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和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把改革开放和科技教育作为发展的动力,提出了发展的“综合动力论”;运用矛盾同一性的原理,分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性和兼容性,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论;运用辩证法和系统论思想分析发展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当前的发展与持续后劲的关系,以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论等等。这一“发展哲学”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应当承认,邓小平不是专门的理论家、哲学家,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有专门的哲学论著和系统的哲学体系,他的哲学思想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式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为特征的应用哲学,不是以系统的概念、范畴、原理构造理论体系的哲学,而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的“实践智慧”、“哲学智慧”。它既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如《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等经典所带有的“实践智慧”的独特风格;又体现了当代世界哲学不仅注重哲学体系的建构,更注重实践智慧的活的灵魂的发展趋势,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等西方大哲学家如今都不约而同地在某种程度上向哲学智慧、实践智慧靠拢,一些人甚至认为,活的哲学智慧是比科学知识体系更高的层次。我们这样看重实践智慧、哲学智慧,并不是说不需要系统的哲学体系、不需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而是说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许多具有深刻哲理的论断、他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中所包含的哲学智慧,为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和雏形,我们应该从中梳理出新的哲学理念,形成由哲学概念、范畴和原理所构成的逻辑体系。我个人认为,从是否具有系统的哲学体系的角度看,邓小平理论中的哲学思想还不构成继毛泽东哲学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围,但它的确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提供了新的起点。

2.政治经济学方面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贡献之一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的内在规定及其实现形式问题作了深刻的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论述过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马恩并没有清楚界定,只是原则上提出了由工人“集体占有”或“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关于分配制度,他们也只是笼统的提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邓小平以毛泽东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的错误为鉴戒,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认为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长期共同发展,并且认为,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在分配制度方面,只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技术、资金等等)结合起来。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入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作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从而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的贡献是试图解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世纪性的难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取消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认为,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之后,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按照总的计划来经营。所以,计划经济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一直被认为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普遍认为,把市场经济嫁接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躯体上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破解了这一世纪难题,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是可能的。他从“基本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适当区分、“经济体制”中的“占有制方式”和“经济运行手段”的适当区分入手,总结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虽然有矛盾,例如市场经济要求产权关系明晰化、企业行为自主化等等,而以往的公有制中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政企不分,产权模糊,企业没有自主权,这些都不能适应市场运转的需要。然而,这种矛盾可以通过改革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即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现代市场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要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优越性的发挥,有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因此,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不是外在的焊接,而是具有兼容性的内在统一。当然,这两者的结合,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难点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坚冰已破,航道已经开通,往后的事情就是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胜利前进了。

198410月,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出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想,这两段话完全可以用来评价邓小平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即邓小平的经济理论,特别是他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突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也打破了西方近现代经济学至今仍然在宣传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能结合”的教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一次质的飞跃,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又符合实际的新话。

3.科学社会主义方面

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是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初步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社会主义既是一种学说,一种运动,又是一种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刻意对社会主义的特征和本质作明确的规定,但他们曾经指出: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社会主义运动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目前和未来的目的和利益”,“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保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社会形式”。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典模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发发展的基础上,是高度的工业化和高度生产社会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力的结果。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其他多种因素,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远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在其历史前提上不同于经典模式。首先,现实社会主义不是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基本上处于前工业社会,因此,其首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其次,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占主体地位的生产方式不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而是分散的小生产;第三,在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自然经济还占着统治地位。因而它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国家工业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等任务。所以,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来说,解放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力,就具有更为特殊的和绝对必需的意义。

然而,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这个首要问题,人们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社会主义搞了70多年,由于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而失败了。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全清楚的。邓小平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从更深的层次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一个新的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概括中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因而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要发展生产力,除了要依靠科技教育之外,还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即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仍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公平、公正的社会,理所当然地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但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所在。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也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始终要坚持的奋斗方向,而它也只能在保障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实现。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它坚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一方面从生产力上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容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从生产关系上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既克服了离开生产力而抽象地从生产关系角度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片面性,又避免了那种单纯讲生产力而不讲生产关系,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区别的错误倾向。同时,邓小平又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统一起来,一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抓住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所在,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这样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种概括,并不排斥对社会主义的特征从诸多层次和方面去概括和展开,例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等等,但这些诸多特征中更具有本质意义的、最深层次的东西还是“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拿公有制来说,尽管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的意义,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公有制是因为这种制度能够实现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且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又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需要来选择和改变。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种概括,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全部真理。应该承认,这个概括基本上没有超出经济领域的范围。经济当然是根本和基础,但毕竟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的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问题突出起来,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凸显出来,需要给予理论上的说明和指导,况且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本来就是《共产党宣言》早已规定了的社会主义最高原则,因此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只有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就是朝这个方向的一种努力;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四中全会提出的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也都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综上所述,哲学上的实事求是论,政治经济学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等,构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

三、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一)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独特地位

如前所述,八十多年来,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在三大理论成果中,邓小平理论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独特地位。这是因为,毛泽东虽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缔造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他晚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偏离了正确航向,犯了严重错误。邓小平纠正了他的错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过程中,许多重要观点回到了马克思,体现出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邓小平理论强调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强调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依靠群众、代表群众利益、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中,邓小平理论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枢地位。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可以通过邓小平理论来贯通、解读和整合。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是一把钥匙,上可以贯通毛泽东思想以至马克思主义,下可以解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等。

就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说,我个人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但严格地说,它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成果,它同邓小平理论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围。因为它们所要回答的实践主题和其基本内容总体上是一致的,都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不同之点是,邓小平理论形成于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创时期;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于改革开放深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时期;邓小平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时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并明确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但其重点仍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重点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此来进一步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经历十几代人的长期实践过程,对它的研究将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项长久性的主题,因此反映它的科学理论也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果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态,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形态;将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会更加发展,我们的制度会更加成熟和完善,那时还会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形态、“完备”形态。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比作一列向前奔驰的火车,邓小平理论可以说是它的火车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是一系列的车厢,载送着我们顺利地到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地。

(二)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显示了它的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它既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中国的民族形式,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当代性和世界历史意义。

邓小平理论的世界历史意义表现在: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当代新形态,使社会主义获得了勃勃生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邓小平理论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以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当代新形态,指引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东方大国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开创了一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奇迹。它向世人宣告: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消失,让世界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光明和希望。邓小平理论既有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总结的特殊性的一面,而这种实践经验又与当今的时代特征相联系,对于与中国国情相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乃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都不能不没有借鉴意义,因而也不能不具有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内容的一面。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鼓舞下,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借鉴中国的经验,开始实行革新开放的政策措施,建设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欧洲的一些兄弟党也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道路和形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定会由低潮转向复苏和健康发展。

二是邓小平理论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模式。如前所述,邓小平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关于发展的理论即现代化建设理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当今世界进步的时代主题。因此许多国家都把现代化作为自己追求、向往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然而,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决定了现代化没有统一的道路和模式,各个国家为达到现代化的目标而选择的道路和模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道路,设计了一个现代化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强调在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现实途径,以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根本的价值目标,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协调、稳定、持续发展。这条新道路,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又不同于前苏联僵化体制下的工业化模式,也不同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当一些发展中国家为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困扰时,中国却以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和巨大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中国式的现代化”模式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起的示范作用、借鉴作用和鼓舞作用,是难以估量的。邓小平理论由此享有的世界历史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其所发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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