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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史角度深化国史研究的思考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6-12-14 来源:
    

从社会史角度深化国史研究的思考

行 龙

 

国史研究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出现,算来已有60多年的时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史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取得了新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学科体系的建设、相关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有大批的成果问世,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大大丰富与深化了我们对于国史的认识。然而,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仍显薄弱,缺陷之一便是缺乏从社会史视角系统的对国史进行研究。

国史研究的兴起是史学领域在时间线上的下移,这一过程对于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重大,但如果仅将国史研究视作中国通史时间的下移,必然会阻碍国史研究更为深入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重视从社会史的角度,在研究层面上也进行一次下移,以“自下而上”的眼光开展国史研究。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素来重视民间文献的挖掘与利用,在对明清以来山西区域社会进行的田野调查中,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大量农村基层档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由此,我们也将社会史研究引入当代,形成了“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史”的研究特色,希望通过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来深化对于国史的认识。在此过程中,如何从社会史角度进行国史研究也是我们一直思考与探索的问题。本文的主题是探讨国史与社会史的关系,并以我们十余年对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史的研究实践,提出如何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国史研究的思考,以供大家讨论。

一、缺乏社会史的国史不是完整的国史

早在2007年,田居俭先生就曾撰文呼吁“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他指出,“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应当以学习贯彻《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笔者注)精神为契机,加大力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相对应的当代社会史,充实和完善以往国史研究中当代经济史、当代政治史和当代文化史三足鼎立的格局,关注和研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当代社会史摆到突出的位置上”。【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一般而言,当代史与国史是一对可以互换的同义概念,皆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因此,田先生所强调的当代社会史也应该是指国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近十年来,当代社会史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于国史与社会史而言仍然存在一些误解。笔者以为,有必要再次重申国史与社会史的关系。

我们认为,国史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的历史”,缺乏社会史的国史不是完整的国史。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该文形成于1941年,主要是针对“近百年的中国史”而言,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思路仍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南,对整个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先做各个领域的部门分析,然后进行综合研究的路径符合“近百年的中国史”研究起步阶段的需求,其对学科体系建立的基础性作用不容忽视。然而,这种基于现实需求而对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强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研究集中于这几个领域,而忽略了其他史学研究领域的价值。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兴起、改革开放以后进一步发展的国史研究也受到了这种研究思路的影响。

国史研究兴起以来,关于国史的学科定位是大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应该说,经过一个相当长期的讨论,国史研究不同于党史、革命史,而应该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领域的“全面的历史”,这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如此,国史就不仅是高层决策史、政治事件史、政治人物史、中共治理史,也不仅是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史、文化发展史,这些只是国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面向,而非全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外,还有社会以及民众日常生活,全面的国史应该包含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历史。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复兴阶段的一个重要口号,意指通过社会史的研究重拾历史研究中曾经忽略的重要内容。笔者以为,在国史研究中这一口号仍然适用,可以称之为“把国史的内容还给国史”。以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史是国史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只有通过社会史的研究,才能丰富与深化国史研究,改变国史研究给人们留下的单调呆板的印象,使国史的内容更加丰满和完整起来。

国史作为“全面的历史”,不仅表现在研究领域上的全面,还表现在研究层面上的全面,缺乏社会史视角不能表达国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内涵。

社会史兴起之初,在强烈反对政治史统领全部历史的声浪中,一种“排除了政治的人民的历史”成为西方社会史最初的一家之言,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复兴阶段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事实上,社会史复兴以来,并没有明确的“排除政治史”的说法,只是由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建立在以反对政治史为主导,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史学书写框架的基础上,因此在复兴和发展的过程中造成了人们对于社会史就是“剩余的历史”的误解。目前学界关于国史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多认为社会史是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补充。笔者想要强调的是,社会史是国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这并不代表社会史仅仅是排除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内容的历史,社会史的视角对于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以及整体的国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简称,名虽有简,但中华人民是共和国历史的主体这一事实不容忽视。在国史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不仅追求研究领域上的全面,还应该在各个领域以及整体研究中注意研究层面上的全面,更加关注基层社会与普通大众在国史发展中的作用。政治史是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仅从决策层来研究共和国政治史,不利于我们正确把握其发展与变迁的内在脉络。社会史的重要特征就是注重“自下而上”的视角,强调历史的层次性、多样性和包容性。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国史进行研究,能够让我们更加深人的了解基层社会在国史发展中的作用,进而加深我们对于国史重大问题的认识。

国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在研究时段上应该贯通地看待国史,缺乏社会史不利于把握国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国史研究的上限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同时也要看到,国史的发展与前一阶段的历史具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连续性。马克·赛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美〕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是国外学者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经典著作。作者以宏阔的社会史视野对中共创建的“延安道路”及其之后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延安时期的治理策略虽然形成于战争时期,但在之后的历史时期(包括共和国时期)都被广泛运用。弗里曼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美〕弗里曼等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通过河北省饶阳县武功村的个案研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20世纪30?6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书中强调了中国社会的四种连续性,认为一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胚胎时期已经产生,对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类著述虽然角度不同,但这些研究提醒我们,国史不应仅是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共和国孕育时期的历史同样需要我们关注,只有在历史前后联系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才能正确把握与理解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史研究既要深入国史,又要超越国史,上下贯通地看待国史。只有通过社会史的研究,重视历史过程的延续性、联系性和贯通性,将国史纵向放置于近代以至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横向放置于20世纪的中国、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析和比较,才能把握国史发展的内在脉络,科学客观的认识国史。

二、从社会史角度进行国史研究

近年来,从社会史角度和从基层视角进行当代中国史研究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将社会史引人当代史研究,开展当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何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国史,仍是需要国史研究者继续探索与思考的问题。根据以往的研究实践与思考,笔者认为从社会史角度进行国史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国史研究,要注意“自下而上”的视角,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研究深化对国史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部分历史是国史应有的内容,应当受到关注。以农村社会为例,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化、宗族势力的消长、阶级成分划定、农村人口的消长与流迁、婚姻生活状态、收入分配及其形式、住房面积和结构、集市贸易、副业生产、服饰的质料式样、交通工具及利用、日常生活用具(包括家具、农具、照明等)、不同年龄段农村成员的文娱活动、基础教育、卫生医疗、鲜寡抚养、宗教信仰、自然灾害、社会治安等都应引起重视并加强研究。与之对应,城市中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各个方面以及城乡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同样需要我们从社会史的角度加以研究。

社会史虽然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基层社会与普通大众,但是也不能忽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政治史和重大事件对于不同区域的不同群众可能具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通过“自下而上”的研究,能够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政治史和重大历史事件,加深对历史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理解。例如,国史分期是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有“二分法”、“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八分法”等多种划分方法,但都以重大事件为节点。这些划分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我们从社会史“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必定能够从国史发展的内在脉络中把握分期问题,完善与补充上述各种分期方法。总之,在“自下而上”对国史进行研究的同时,应该结合“自上而下”的传统历史研究视角,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结合,打通国史研究的各个层面,以获得对国史更为全面、正确的认识。

其次,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国史,要加强在总体史框架下的区域研究。从学科定位来看,国史研究兴起以来,研究范围通常是指整个中国。对某个地区的研究被称为地方史,往往是国史的地方翻版。早在国史兴起之初,田居俭先生就曾提出应当辩证地看待地方史和国史的观点。他认为“国史与地方史,或者说国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两者不能等量齐观,更不能相互取代,只有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同,这些不同之处是作为“全面的历史”的国史应有的内容,而且在社会史研究者看来,地方与全国或者说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不仅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更应该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关系,小地方也有大历史,区域研究是我们真正认识国史的一个重要视角。

近年来,区域社会史逐渐成历史学研究的热点。部分学者通过区域的研究,尝试建立起各自的“本土化”理论模式,深化了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笔者以为,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国史,应该将区域社会史研究运用到国史研究中。

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对国史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区域的划分。以往对于共和国时期地方史的研究大多以当前的行政区划为界限,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参考,但是纯粹按行政区划划分不利于我们从区域特征出发把握区域社会的内在脉络。在此方面,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区域划分方法值得借鉴。他的“九大区域”的划分方法以地理和技术两大因素为标准,其中又包含地貌、自然资源、距离、运输技术等指标。【〔美〕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这一方法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的差异,同时考虑了政治事件与不同区域的关系,考虑到了灾害、政治决策等因素对不同区域社会诸方面发展的影响。目前看来,打破行政区划的划分方法,采用综合指标,把握区域特征,是开展国史区域研究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各个省份的地方史叠加起来不等于整体的国史,这就需要我们在对共和国时期各个区域的历史研究中不要就区域而言区域,而是在总体史框架下梳理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站在地方看全国,然后通过区域的比较研究逐步梳理出国史的整体发展脉络。以山西为例,我们正在进行的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史研究,并非想要做出一部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地方史,而是想通过区域性研究,重新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由此深化我们对国史的认识。在我们进行的诸多村庄研究中发现,虽然表面上当时可谓是“全国山河一片红”,但各个村庄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都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促使我们从区域的角度进一步思考与提炼国史发展的内在动力。近年来,我们的研究视野扩展到华北及其他区域,希望通过跨区域研究进一步深化对共和国历史发展的理解。总之,从区域社会入手,保持对总体史的追求,在达到一定的研究积累后进行跨区域的研究,是我们从社会史角度深入开展国史研究的一条可行路径。

最后,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国史研究要注意从现实出发,从“问题史学”出发,在研究实践上和研究成果的利用上加强与现实的联系。在史学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是由“叙述史学”向“问题史学”的转变,即将历史研究建立在一个更科学的基础上,强调分析、提问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问题史学”需要从现实和历史的交汇点上提由假设,并在社会历史变迁中寻求解释和论证,进而体现出历史对现实的资鉴功能。国史是古代史、近代史的延续,与现实社会联系最为密切,因此,国史研究应该注意从现实出发,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挖掘国史的重要内涵,充分发挥国史研究对于现实社会的意义。

从现实出发不代表历史研究就是完全为现实服务。对于社会史而言,从现实出发是指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寻找问题意识,在现实与历史的互动中认识历史,理解当下。这就需要我们走向田野与社会,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调查工作。田野调查最初由人类学家发明,要求研究者尽可能的贴近被研究对象,至少花一年或半年的时间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去,去体验、观察异域对象的行为和思想。社会学中也有田野调查的方法,主要是指采用问卷、访谈、观察等方法去研究社会进程中的事实。我们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调查也要像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一样,深入民众、深入田野、深入社会,力求去体验观察国史在基层社会和普通大众中间的痕迹。走向田野,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研究区域,获得书斋中不可能感受到的历史感,激发研究者新的灵感和问题意识。有时我们在书斋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通过在田野调查中一些细微或无意的发现便会得到解决。国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为我们进行田野调查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

田野调查也是进行国史相关资料搜集、整理与利用的重要途径。相对于“史观”革新,国史研究中“史料”方面的革新是可能面临的更大问题,因此,笔者倡导进行一场对相关资料特别是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和利用的“资料革命”。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关键,近年来,国史相关资料不断被整理出版,例如政策文献选编,重大决策、事件的回忆录,领导人物的年谱、书信录、文稿、文集、传记等,但依然还有很多缺失。与国史的研究领域一样,国史相关的资料不应当仅限于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资料,还应该包括散落在基层社会的更为丰富的历史资料。

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是国史研究的一个宝库,但随着迅猛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影响,这些资料正在乡村社会迅速流失。梁启超早就提出近代史资料未必多的观点,“例如二十年前,‘制钱’为国家唯一之法币,‘山西票号’管握全国之金融。今则此两名辞久已逸出吾侪记忆线以外,举国人能道其陈迹者,殆不多觏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国史方面的基层档案资料在今天面临与制钱和山西票号同样的命运,因此,对这些行将消失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带有抢救性质,急需引起我们的关注。走向田野与社会,通过集体式的田野调查是我们多年来的一个尝试,也可以说一个实践。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自2003年以来即将社会史的研究延伸至当代,致力于抢救、搜集和整理散布于山西农村各地的村庄档案资料和民间文献。我们的基本经验就是从自己的家乡做起,从身边做起,采用集体式调查的方法将资料搜集和研究区域进一步扩大。现在我们已收集到200多个村庄上千万件档案,对于这部分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呼吁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共同投入到这项国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当中。

从现实出发也是我们正确学习和认识国史的客观需求。社会史对于基层社会与普通民众的关注决定了其研究具有贴近社会、贴近大众、贴近生活的特点。加强普通群众对于国史的正确认识是国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社会史“自下而上”对国史的研究,无疑会拉近研究者和普通大众的距离,加深人们对于国史的认识,这也是国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总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国史研究领域,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与丰富了我们对于国史研究的认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基层社会与普通大众在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这些迹象表明,社会史对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已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相信,正确认识社会史与国史的关系,在研究中自觉将社会史与国史结合起来,然后进行深入而精细的研究,无论是对国史研究的进一步突破,还是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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