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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别具特色的重要文献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3册)编辑举要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3-12-03 来源: 《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
    

一部别具特色的重要文献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3册)编辑举要

廖心文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的多卷本文献集。在周恩来诞辰110周年时,出版了这套文献集的1至3册,收入的是周恩来1949年6月至1950年12月期间的文稿。其具体涵盖的时间,第1册从1949年6月至1949年12月,第2册从1950年1月至1950年6月,第3册从1950年7月至1950年12月。这3册文稿的出版,不仅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周恩来生平思想有重要意义,并且对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年半的历史有重要帮助。
一、这部《文稿》是周恩来著作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内越来越重视对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平和思想研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80年12月,出版了《周恩来选集》上卷,这是继《毛泽东选集》出版后的第一本中共领导人的著作。此后,中央文献研究室又先后编辑出版了《周恩来选集》下卷(1984年),及《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1984年)、《周恩来外交文选》(1990年)、《周恩来经济文选》(1993年)、《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996年)、《周恩来军事文选》(4卷本)(1997年)、《周恩来文化文选》(1998年)等专题文集。还有《周恩来书信选集》(1988年)、《周恩来南开校中作文》(1997年)、《周恩来旅日日记》(1997年)、《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1998年)。这些书籍中,除周恩来选集是综合性的著作外,其他专题文集分别从统战、外交、经济、军事、文化等不同方面反映了周恩来的思想理论建树,形成了周恩来著作系列。通过这些著作,许多专家学者给予周恩来的思想理论建树很高的评价,称其为“毛泽东思想博大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统战、外交、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是一部综合性的文献集,也是周恩来著作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周恩来在各个方面的重要思想,同样是“毛泽东思想博大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所有选人这部文献集的文献,都经过周恩来本人认定,或由他本人起草,或由他本人修改,或由他本人审定。
二、这部《文稿》编辑工作的几个特点
  同周恩来其他一些著作相比较,这部文稿在编辑工作上有着不同的特点:
(一)关于选稿的基本原则。入选文稿都经过周恩来本人认定,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周恩来的手稿,包括他本人起草的文章、指示、批示、书信、电报稿、题词、修改件中加写的话;二是经他本人修改审定过的讲话、报告、谈话记录稿;三是经他本人审定并用本人名义发表或根据本人谈话内容整理并经本人审定而以其他名义发表的。这3册文稿共收入周恩来文稿1200余件,集纳成954篇。这些文稿,少量曾公开发表,有些曾在党内或大或小范围内印发过,但绝大部分未曾发表过。在目录中,题目用黑体字刊印的,是重点篇目。这些重点篇目,或反映周恩来的重要思想,或反映周恩来在工作中所涉及的重大问题。
(二)关于开卷篇的时间。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编辑出版了3部文稿,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这3部文稿的开卷篇分别是:毛泽东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的批语》;刘少奇1949年7月4日《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周恩来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开幕词》。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3部文稿所选开卷篇的时间虽然不同,但原则是一致的,都是以他们在筹建新中国期间所发表的有标志性意义的文献作为开卷篇。把筹建新中国的内容编入文稿中,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对老一代领导人如何筹备和建设新中国有个完整的认识,而且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新中国的开国史。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为例,1949年6月至10月1日新中国建国前的文献,占了全书总量的58%。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制定,还包括这个时期如何处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对外关系,包括中苏关系、中印关系、中缅关系、中英关系、中美关系等;如何争取国民党军官起义问题;如何对待旧政府留下的工厂、企业、技术人员问题等。这些文稿,可以帮助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周恩来为筹建新中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并且从这个侧面了解新中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三)关于书中的注释。每篇文献根据正文的需要作了注释,这些注释是书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3册书稿,共有注释3100多条,其中近450条是根据正文需要连带公布的档案文献。与周恩来其他著作相比较,这几册书的注释难度较大,因为当时整个国家正处在新旧变革之中,国家机构在调整组建,人员职务伴随机构的调整而变化,再加上年代已久,一些了解情况的当事人早已去世,要准确做出注释很不容易。书中注释的根据,一部分依据有关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大部分内容为首次披露;一部分依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宣传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以及当时的《人民日报》等。此外,还参考了《辞海》及当事人的回忆录等。仅有个别人物因查证不清而没有作注释。
三、这部《文稿》内容的几个特点
  这三册文稿的内容相当丰富,其主要特点是:
(一)涉及面宽,涵盖政治、经济、统战、外交、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3册书共954篇文稿,从内容上大体可分为6类(有些内容是交叉的):外交类有300余篇,是分量最重的一类,占总量的37%多;经济类和军事类各有130余篇,均占总量的14%;政治类有160余篇,占总量的18%;统战类有70余篇,占总量的8%;综合类有90余篇,占总量的9%。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文化、教育、卫生、民族及法律方面的文稿。从各类篇目的比例,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周恩来工作的侧重点在哪里,也反映出他日理万机的工作状态。
(二)涉及多方面重大问题。这3册文稿中,涉及的重大问题很多。政治类,主要涉及三方面问题:(1)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包括共同纲领的制定、新政协筹备会的组建、新政协代表及特邀代表的协商和确定。(2)新政府各地政权机构的建立、干部的配备等问题。(3)国民党在港机构起义,包括“两航”起义,香港招商局起义,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交通部等所属机构起义,及所有起义人员的撤退、在港资产的保护等等。外交类,主要涉及六方面问题:(1)同美国的关系,包括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欲来北平及返美事、处理美原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打伤中国工人案、处理美国间谍案等。(2)同苏联的关系,包括与苏方谈判和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贸易、民航等各项合作协定,中苏建交及驻苏使馆的建立和使馆人员的配备等。(3)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包括将原国民党代表排除出联合国各项组织的斗争等。(4)同东欧、印度、缅甸、英国、瑞士等国建交问题。(5)处理“紫石英号”事件。(6)对外商在中国开办报纸、银行等问题的处理。军事类,主要涉及六个问题:(1)抗美援朝问题,包括东北边防军的建立问题、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中朝军队指挥权问题、后勤供给问题、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问题,以及围绕美国侵台侵朝问题在联合国的斗争问题等等。(2)筹建军事院校问题。(3)在青海等地剿匪问题。(4)解放长山岛等沿海岛屿作战问题。(5)解放军复员安置问题。(6)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情报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经济类,主要涉及九个问题:(1)生产和救灾问题,包括春耕生产救灾、皖北救灾、救济失业工人等。(2)建设计划问题,包括制定恢复国民经济三年计划、编制1951年度财政收支预算计划、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东北与全国结合制定经济建设计划等问题。(3)水利和林业问题,包括治理淮河、1950年水利春修工程、全国林业的发展、内蒙古林业经营等问题。(4)调整公私关系问题,包括公私合营、扶助民族资本等问题。(5)外汇管理问题。(6)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新解放区土改及征收公粮问题。(7)接收中国银行等问题。(8)农业税收问题。(9)处理中外经济关系问题,包括与苏联、东欧、美国等的经济关系问题。统战类,主要涉及四个问题:(1)邀请和妥善安排各方面爱国人士参加新政协,包括宋庆龄、陈铭枢、张学思、李国钦、侯德榜等人。(2)争取国民党军官起义,包括争取刘文辉、卢汉、程潜等以及海军将领周应骢起义。(3)争取和保护萨镇冰。(4)保护黄炎培、陈叔通、马寅初等民主人士的安全。民族宗教类,主要涉及四个问题:(1)和平解放新疆问题,包括新疆省政府名单的确定、施政方针的制定、邀请新疆代表参加新政协问题等。(2)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问题。(3)关于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问题。(4)关于基督教人士宣言签名活动问题。文化教育类,主要涉及四个问题:(1)关于召开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第一届文代会问题。(2)武汉大学改造方针问题。(3)建设电影工厂、改进中国电影技术问题。(4)救济失业教师和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综合类文稿,涉及面很宽,包括与邓颖超的通信、为纪念任弼时等人的题词、给程砚秋的留言、关心北大教授马大猷等人的住房的报告,以及关于任弼时、罗荣桓、李克农等人的病情和医治问题等等。
(三)涉及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这3册文稿中,涉及的细节也很多。比如,在政治类文稿中,过去已披露,新中国建国之初曾经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但一直不清楚起草的过程。《文稿》第1册不仅公布了周恩来起草的《共同纲领》提纲以及他所修改的几件过程稿,并且在注释中写清楚了《共同纲领》形成的完整过程。比如,在外交类文稿中记载,1950年初,周恩来到莫斯科协助毛泽东同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中苏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等几个合作协定。《文稿》第2册不仅公布了周恩来起草的条约草案、对各种合作协定的意见,而且公布了周恩来给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的信,其中涉及中苏谈判过程中的许多细节。比如,在军事类文稿中记载,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不仅参与了重大决策的制定,而且对志愿军司令部在前线的防空等具体问题也十分关心,他根据前线阵地的具体情况规定:“志司驻地应经常变动,电台应分散安置,防空洞应按标准挖好,并布置地下办公室。凡遇敌机来袭,负责同志必须进入地下室,任何同志不应违背。”当时,中国政府派出伍修权、乔冠华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控诉美国侵略朝鲜、侵略台湾案,在会上,谈判斗争十分激烈。围绕这场斗争,周恩来亲笔起草数篇电文,不仅具体提出谈判所要遵循的方针、原则、方式、内容,而且设想出许多困难,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又如,在统战类文稿中记载,为邀请宋庆龄到北平参加新政协,周恩来与专程前往上海迎接的邓颖超往来电报数封,对宋庆龄的出行作出周到安排。电报中说:“长途旅行,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罗淑章负责指导。最好上海能带一可靠厨子来。”[1]在3册《文稿》中,还有许多令人感动的细节:比如,新中国建国前夕,为寻找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新世,周恩来特致电中共香港工委的同志,具体部署在香港报上登一寻人启示,并具体交待:“如找到,请龚澎找她谈下,问她知否兰姊是谁,如她答得出兰姊是孙维世,是她的姊姊,任锐是她的妈妈,孙炳文是她的父亲,则她就是维世的妹妹”,“帮助她经大连采平”。[2]又如,1949年11月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时,周恩来特别致电嘱咐刘、邓:“为营救杨虎城不致在贵阳解放前被害,请用一切可能策反。”[3]并请曾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和民政厅厅长的李书城致信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从中斡旋。那时,周恩来还不知道,杨虎城已于9月17日重庆解放前夕,在国民党集中营被杀害。再如,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外孙女李湄结束在华北大学的学习生活后,致信周恩来,要求参加南下工作团。周恩来在回信时说:“我不反对你工作,但工作地区不宜离开你妈妈太远。”[4]李湄的父亲李少石在重庆谈判时不幸遇难,周恩来希望李湄要好好照顾母亲。这些细节,使读者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周恩来的人格魅力。
(四)涉及许多重要的思想。在这3册《文稿》中,周恩来对如何建设好自己的国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带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周恩来认为,无论是搞革命还是建设,都要重视理论。他指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才能使中国革命成功”,“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特点”。[5]同时,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指出:“理论是从实践中提高,不是教条。实践是要有理论指导的,不要盲目乱撞。理论有浅有深,实践有多有少。”[6]“理论不是空论,实践不是降低,反对轻视理论,也反对轻视实践。”“科学理论也要中国化,大众化,首先就是与实践结合,否则寸步难行,这就是新民主社会的科学态度。”[7]周恩来还强调,要处理好理想与空谈的关系。他指出:“我们想到前途的发展,但又从现在出发,这就不是空谈,而是理想。我们要反对空谈,但不反对理想。我们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无目的的无理想的盲目去干,一种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空想。”[8]
另一方面,对各方面工作有指导作用的。在政治上,周恩来指出:“我们团结的基础在于伟大的共同纲领,我们的美满前途是社会主义。只要将共同纲领一条一条不折不扣地加以实施,中国必然会由新民主主义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但这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决不可能躐等而进。一个无远见、无前途的盲目的革命者,固然不能领导人民前进;一个脱离实际的空想家,或者是一个不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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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7、50页。
[2]《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153页。
[3]《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51页。
[4]《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160页。
[5]《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46页。
[6]《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471页。
[7]《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120页。
[8]《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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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家,也同样不能领导人民前进。”[1]要“扩大民主与加强专政”[2]。在经济建设上,周恩来指出: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为训练大批知识分子而斗争”[3]。他强调“科学家是社会财富”,中国科学家的奋斗目标是:“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4]他鼓励科学家要接触实际。1949年7月,第一届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安排一些科学工作者到东北解放区参观,他在致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的电报中说:“此批人多为有用之材,现正愿接受我党及新民主政权领导,进行学习和考察,请你加以指导和帮助,至为重要。”[5]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要重视水利建设。他指出:“水利工作是为人民除害造福的工作,是恢复与发展农工业生产的主要关键之一。”[6]为保证治淮工作的进行,周恩来曾亲自致信华东局:“各地治淮工作现已按计划开始,望督促实行,免误时机。”[7]在外交上,周恩来指出:“要争取世界和平”,因为“国际上打不起来,才能有和平建设”。“我们的国际任务,就是争取和平。”[8]但是,“一切团结,必须先靠自己,然后再求援助”。“一面倒不是依赖,国际援助不是舍己救人。‘忘我’是在个人牺牲上,‘不自私’是不私在一方面,而是互利。讨便宜,打开人家仓库随便取的精神是错误的。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花钱学本事,精神援助不取代价,物质援助须将物价偿,这是既有革命友谊而又平等合作的事。”[9]对外关系的战略是“扩大阵容,孤立敌人,争取主动,后发制人”;“团结国际友人与平等互助;独立自主与一面倒;自力更生与取得外援”。外交人员应守的原则是:“守立场、守政策、守机密”。“坚持民族独立的立场,严守外交政策,严守国家机密。”[10]外交部选派大使、公使、领事人员的条件是:“(一)政治上忠实可靠;(二)相当丰富知识,能懂外国语更好;(三)谨慎周详,能坚决执行政策,服从领导。”[11]处理外交事务时:“必须仔细考虑,不要冒昧决定。决定做的事,非情况有变,决不更改,而且凡非例行公事,必须事先请示勿违。”[12]在统一战线方面,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员应认清自己是人民先锋队,在领导方面要站稳立场,坚持党派性、阶级性,反对迁就主义;在其他方面则要一视同仁,不分厚薄,反对宗派主义。”[13]要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如确有好的或不完全好的建议及批评,我们应予考虑,使他们敢于言,尽其言,并能得到应有的结果。”[14]他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土广大而情况又如此复杂的条件下,要想把新中国建设好,必须大家共同负起责任来,很好地依靠各党派联系各民主阶层,将共同纲领和各种政策贯彻到各方面去,同时又将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再反映上来,便于修正补充。”对统一战线工作,“我们不仅今天要继续坚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各民主党派为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而共同努力,还要在将来尽一切可能带领各民主党派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15]在文艺工作方面,周恩来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精神劳动者应该向体力劳动者学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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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497页。
[2]《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50页。
[3]《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351页。
[4]《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191页。
[5]《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144页。
[6]《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65页。
[7]《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318—319页。
[8]《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250—251页。
[9]《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289页。
[10]《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666、668页。
[1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710页。
[12]《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66页。
[13]《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496页。
[14]《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68页。
[15]《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501、5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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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精神劳动者的特点之一是个人劳动(当然歌咏队、剧社、电影厂等的许多活动是集体的),这就容易产生一种非集体主义的倾向。在这一个方面,文艺工作者应当特别努力向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学习”[1]。在民族工作方面,周恩来认为,《共同纲领》中对民族政策虽然已作了明确、完善的规定,“但事实上民族问题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这一点,必须经常提起注意”。他指出:“根据已有的民族工作经验,在政治上,必须彻底实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区域自治,不论城市乡村,都应实行。在经济上,必须尽一切可能帮助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在文教上,首先要十分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特别要爱护和帮助已有的少数民族干部。”“在宗教关系上,我们主张尊重任何人的信仰自由及其风俗习惯。教堂寺院,凡为教徒所需要者,应一律予以保护,禁止占用和毁坏。”[2]对民族工作,“必须先与民族事务委员会及各民族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商量,并得到你们同意后,始能作出决定”[3]。在教育工作方面,周恩来指出,必须“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这就是大众的方向,要为人民服务,要有群众观点;科学的内容,要认识普遍真理,要有劳动观点;民族的形式,要热爱祖国,提倡建设”[4]。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周恩来指出:“地方上的工作同志,一定要自觉地从全局看问题,照顾到中央的统一计划和统一政策;中央的工作同志一定要随时考虑到地方上的不同情况,给地方上以因地制宜的便利。许多事与地方有关的,中央的工作同志应事先征求地方负责同志意见,然后再作决定,有事即可根据地方负责同志意见作为中央决定。许多地方事与全国有关者地方上工作同志应事先向中央报告请示,与地方无关或与全国无关的重要事件,也应彼此通报,以利经验交流。这样分工负责,上下相连,既民主又集中,一切事情定可以顺利推进。”[5]
此外,这些文稿中收入的周恩来对工作中的一些具体批示,也反映了他的一些重要思想。比如,周恩来在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个元旦前夕,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发布政务院公告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元旦和春节,除放假外,一律不许宴客、收送礼物,并不相互拜年。”[6]又如,他对外交部提出修建大楼问题专门作出批示:“外交部修建太费,必须节俭。东楼应停止装饰,西楼不得加修,只修补缮其破漏者,一切家具,不许购买,至要。”[7]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对自己所主管的机构提出这样的要求,体现了他廉洁奉公的思想主张,对全党树立优良作风起了榜样的作用。这些要求,也折射出周恩来的崇高精神风范。
从这3册文稿的上述特点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年半的时间内,周恩来承担着多方面的工作重担,日理万机、呕心沥血。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是新中国各项事业重大决策的参与者,也是将这些决策付诸实施的重要组织者和督促者,他所提出的许多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和他在处理各项工作中反映出的智慧和方法,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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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77页。
[2]《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501、502、503页。
[3]《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155页。
[4]《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471页。
[5]《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504页。
[6]《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739页。
[7]《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435页。

[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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