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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的刘少奇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5-10-30 来源:
    

抗日战争中的刘少奇   

罗 雄

 

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先后担任敌后各战略大区领导职务,集党、政、军职责于一身,亲自领导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华中抗日大本营和“皖南事变”后重组新四军工作;在华北亲自参与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阎锡山、张治中、宋哲元、卫立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积极参加抗日,在华中成功实施新四军东进战略,亲自组织指挥了江南、江北、津浦路东路西、半塔集、郭村、黄桥和盐城保卫战等战役,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使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使八路军、新四军两支抗日武装形成合力;回延安后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全国抗日战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党我军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377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少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巩固和发展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他临危受命领导重建新四军,以燎原之势发展壮大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使新四军成为继八路军之后又一支重要抗日武装力量。19423月奉命返回延安,领导山东革命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调动了工农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积极性,开创了山东抗日战争新局面,圆满完成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重任。

 

在暴风骤雨的环境中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

卢沟桥事变后,身为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不负众望担当起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历史重任。

团结进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刘少奇1935121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央驻北方代表。刘少奇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后,遵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对组织华北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紧急动员和全面部署。他先后以陶尚行、吕文、KV等笔名在党内外刊物上发表了《白区职工运动的纲领》等一系列理论文章,认真总结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经验教训,通过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极大地激发了群众参军参战上前线的积极性。在开展党内思想教育的同时,刘少奇还从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支持正确路线、熟悉北方党组织情况的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和彭真调到北方局工作,还为一大批在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统治时期受到打击、迫害的党员干部予以平反。1936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方局采取特殊时期的特殊策略,设法将王若飞、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名党的领导骨干从北平郊外国民党草岚子监狱营救出狱,以免遭侵略者的屠杀。经过努力,北方局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1936年底,党员数量已发展到5000多人,为建立华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组织保证。

随着北方局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天津和整个北方地区得以贯彻落实,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在刘少奇的部署下,中共天津市委还发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五二八”反日示威大游行,通过做深入细致的统战工作,这些活动争取到了阎锡山、宋哲元、张治中等国民党将领的支持,对于团结爱国人士、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产生了积极作用。

调动积极因素成立山西牺盟会和抗日决死队。由于日军侵占天津,北方局机关由天津迁到太原。716日,刘少奇再次出任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任副书记,朱瑞任军事部长。刘少奇根据中央指示重新组建北方局,担负起领导华北抗战重任。北方局领导机关重建后,立即组织和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1016日,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印发了刘少奇编写署名陶尚行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小册子,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刘少奇十分重视在华北地区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组织,他指示薄一波创建了山西牺牲同盟会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这两支队伍在华北抗战中屡建奇功。

组建抗日民主政权成立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日军侵占太原后,刘少奇更加注重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以大刀阔斧的方式创建华北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1116日,刘少奇指示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建立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以加强党对边区抗日战争的领导。边区政府管辖华北地区的热河、察哈尔省的全部,河北省大部,山西省东北部,绥远省东部,辽宁省西部广大地区,下辖108县,约2500万人,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民主政权的雏形,既领导抗日战争,又进行减租减息、土地革命运动,还颁布了婚姻条例,对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改革进行了尝试。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发展华中抗日大本营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在组织群众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临危受命去华中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他兼任政委与陈毅一道领导重建新四军。

挥师东进担任中原局书记。19381123日,刘少奇化名胡服,离开延安来到河南竹沟担任中原局书记,以此为据点发展抗日武装和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指挥部,“确立我党在中原长期抗战中的巩固地位与基础”,使之成为武汉的屏障、西北的门户、华北的后方、南北战场的枢纽、全国抗战最前线。

中原局在竹沟主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源源不断地向抗日前线输送了军政干部4000多人;还创办了中原局印刷厂,《小消息报》《拂晓报》与“光明话剧团”“孩子剧团”“河南战时教育工作团”等抗日宣传文化单位。小小的竹沟镇像五月的石榴花一样生机勃勃、红红火火,赢得了“小延安”的美称。

19399月,党中央调徐海东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副总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以国民革命军少将身份护送刘少奇从延安返回竹沟。刘少奇则化装成为徐海东的秘书,他交代徐海东:“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必须机智,要跟演戏一样,越像越好。”后来徐海东回忆说:“那些天,我白天当首长,晚上就是小学生了。”

1939114日,刘少奇随同中原局机关干部到达新四军第六支队驻地皖北涡阳县新兴集检阅部队,向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传达了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意图,作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重要讲话,还就创建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做了周密安排。12月初刘少奇离开新兴集,经颍阳、正阳关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皖东定远藕塘地区,与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会合,提出了在皖东全境、江苏西部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的主张。12月中旬刘少奇在皖东定远瓦屋薛村召开了第一次中原局会议,代表中央宣布增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副总指挥徐海东、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为中原局委员,为实施东进战略加强了领导力量。

皖东所有八路军部队编入新四军第四、五纵队,协同陈毅、粟裕开辟苏北局面。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渡长江,改称苏北指挥部,经中央批复:“同意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决定在叶挺未过江之前,由陈毅代总指挥,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19401月,刘少奇在安徽定远三家黄村召开了第二次中原局会议,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提出了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主张。19402月下旬,刘少奇在定远县大桥镇召开了第三次中原局会议,作出了中原地区“反摩擦、反扫荡、打退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疯狂进攻”的部署,为发展皖东抗日武装力量扫清了障碍。

19403月,刘少奇在定远、半塔集保卫战取得胜利后,抓住有利时机,陆续向定远、滁县、凤阳等15个县委派了党员县长,有效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还在华中创办了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华中分校、鲁艺华中分院、江淮大学、工人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苏北文化协会、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出版了《江淮报》《淮海通讯》等刊物。还指导组建了江淮银行。这些对于凝聚抗日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临危受命兼任新四军政委。1941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命令并经中央同意北上。16日,当新四军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遇国民党军伏击。新四军官兵苦战七昼夜,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官兵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途中遭遇叛徒枪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阵亡,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刘少奇提出的“在政治上全面进攻、在军事上暂缓进攻”建议被中央采纳,“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毅代军长”。120日,中革军委正式向全国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兼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941125日,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在江苏盐城召开,重建后的新四军建制为七个师、独立旅、抗日军政大学华中分校,共9万余人,以崭新的面貌纵横驰骋在华中苏、鲁、鄂、豫、皖五省的抗日战场,成为同八路军并肩作战的我党领导的又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1941427日,刘少奇在盐城召开军政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为书记,饶漱石、陈毅、曾山为成员,下辖苏中、盐阜、淮海、皖东北、皖东津浦路东、皖东津浦路西、豫皖苏、鄂豫边、江南等9个区党委。

身先士卒指挥盐城保卫战。19416月,日军17000多人进攻盐城,企图消灭重组后的新四军主力,刘少奇与陈毅一道成功地指挥了华中地区军民反日寇“扫荡”斗争。为避敌强攻锋芒,刘少奇、陈毅决定“将盐城部队疏散各村,军部拟就近转移至湖垛东北、上冈以西地区”。

720日,下达“保卫苏北根据地,粉碎日军进攻”的作战命令,“采用河道伏击战及村落夜袭战。河道伏击战应以连为单位,广泛布置层层阻拦,以击沉敌之汽艇为主。村落夜袭战应以捕捉敌之步哨并歼灭敌之薄弱据点为主。”命令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跳出敌人包围圈,南下苏中,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据点。新四军各师在华中地区共作战2391次,缴获枪支2.6万支,打死打伤日寇3.3万多人,俘敌2万多人,从根本上扭转了“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困难局面,到1941年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已扩大到18万平方公里,另加游击区共25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人口达1500万人。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开辟山东抗日新局面

1941年开始,党中央酝酿在全党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重点检查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迫切需要刘少奇回延安工作,以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一封封加急电报雪片似的从延安飞向抗日前线盐城,催促刘少奇火速赶回延安。

日夜兼程突破封锁回延安。刘少奇从1938年底开始主政中原,战功卓著,正如陈毅元帅评价:“少奇在华中工作虽然只有三年,但这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以他的雄韬伟略,为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作出了杰出贡献。”

1942319日,刘少奇带领华中局100多名干部战士,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回延安之路,历时9个多月的“小长征”,途经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六省,行程3000多里,穿越103道封锁线。刘少奇按照中央要求,顺道解决了山东党政军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统一了山东分局、山东省委、八路军115师、山东抗日挺进纵队的思想认识,开创了山东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日新局面。

194211月下旬,为护送刘少奇过封锁线,平遥县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在敌占区设置了两个地下秘密交通联络点。刘少奇一行随同太岳军区部队参加了反“扫荡”斗争,听取了军区参谋长毕占云的汇报后说:“趁敌人仍在大举‘扫荡’的时候,从他们后面穿插过去。这是个有利的空子,把我们送出去了,也可以减轻军区在‘扫荡’中的负担。”毕占云担心这样行动太艰苦,怕刘少奇身体吃不消。刘少奇说:“革命本来就是艰苦的,特别是在敌后反‘扫荡’斗争中,我们全党全军谁不是在极端艰苦的斗争中过日子呢,不要把我看得特殊!”

一天深夜,刘少奇过封锁线时,听了县委书记汇报后说:“你是了解情况的,又是和群众有联系的,我们对这儿的情况完全无知,因此,还是要你下决心。联络参谋没来,可能是派的部队还没到达。据我们了解,敌人对三分区的活动较为频繁,反反复复地实行了极端残酷野蛮的‘三光政策’。三分区临时遇到什么情况也是可能的。我们经过了这么大的敌占区,很难保证不走漏消息。”“我以为还是按照原来预定的步骤行动好一些,可以回大良庄去。现在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再隐蔽一天是可以的。”“你只把我的意见作为参考,不要动摇你的决心。在这里,我们是服从你的。”

第二天拂晓,刘少奇一行顺利地到达了三分区,杨秀山汇报说:“据侦察报告,您到达古庙的前一天晚上,有180多名日军,在上贤庄埋伏了一夜,他们谣传朱总司令要经过这里,直到第二天拂晓才撤走。”刘少奇听了后笑着说:“我们是马列主义者,他和我们捉迷藏,敌人总是要输的!”

统一思想调整班子出活力。1942年,刘少奇离开苏北返回延安途中,多次收到毛泽东电告:“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并电告山东方面的领导人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刘少奇到达山东以后,用了三个多月时间缜密调查、分析和研究,采用个别谈话、民主协商、会议动员等方式,实施了事关山东发展的两大举措:一是建立山东党政军群“一元化”领导机制;二是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刘少奇决定将朱瑞调延安中央党校脱产学习,115师政委罗荣桓接任山东分局书记,将山东抗日挺进纵队收编115师领导,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不再兼任山东挺进纵队政委,山东分局和根据地党政军合署办公,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评价:“用了一个罗荣桓,山东这盘棋就活了;山东这盘棋活了,全国这盘棋就活了。”

减租减息动员工农上战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农民一方面背负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沉重枷锁,一方面承受抗日战争的重大创伤,生活十分贫困。刘少奇在山东解决干部问题之后,领导群众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刘少奇到达后严肃地指出:“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而是被放在第四位,山东的群众和农救会还没有发生血肉相连的关系,农救会没有权威,群众腰杆子不硬,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可以说,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他认为山东根据地群众工作没有做好,主要是领导干部主观上忽视群众运动的结果。

为了开展“双减”群众运动,刘少奇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提高了山东分局领导干部思想认识,先后组织200多名干部分赴莒南和临沭两县,并把秘书、通讯员、机要员等身边工作人员派去农村帮助工作,山东抗日根据地群众抗日激情高涨,沂蒙山区至今还流传着一首民谣:“沭河水、沂蒙山,草木皆兵抗日忙。最后一尺布做军鞋,最后一粒米送军粮;最后一口奶救伤员,最后一个儿上战场;最后一分钱买武器,最后一滴血保家乡。”

刘少奇于1943年新年除夕回到延安,19433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书记处,刘少奇、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还兼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一年,他45岁。

(来源:《新湘评论》2015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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