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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三重转向”及其学术意义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6-12-12 来源:
    

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三重转向”及其学术意义

张 明

 

由于毛泽东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的显著影响,对于他的研究理所应当地构成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丰富“横断面”。这种研究的思想效应更超越了地域限制,实现了向全世界范围内的“理论旅行”(Theory  Travelling),其中国外毛泽东学在这一学术版图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如果说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36年创作的《西行漫记》,首次以新闻传记形式比较集中地向西方世界勾勒了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以及中国革命的面貌【〔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那么史华慈(Schwartz  Benijamin1951年出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对“毛主义”(Maoism)概念的使用及其理论阐释【〔美〕本杰明·I·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可谓代表了西方世界学术化研究毛泽东趋势的开端【Timothy  Cheeked..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7.】。尽管史华慈及其之后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较之于斯诺式传记报道具有更强的学理性,但由于受冷战等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仍不可避免地呈现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意识形态与政治咨询的色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关于“毛主义”是不是“传说”的“第一次大论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场声势浩大的大论战爆发在以史华慈为代表的哈佛自由派与以沃特夫(Karl  Wittfogel)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前者继承了哈佛中国学研究鼻祖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理论传统,尤其是他关于“美国失去中国”的理论判断,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与亲近感,并通过极力证明中国革命并非是“莫斯科阴谋”以力图扭转美国对华政策;后者受冷战思维尤其是“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坚持认为中国革命与中国新生政权不过是苏联远东阴谋的组成部分,并从理论上极力否认、批判史华慈创造的“毛主义”概念(参见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4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209211页)。尽管此次关于“毛主义传说”的论战在理论上关涉如何界划毛泽东及其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定位问题,但拘于论战中深刻的意识形态印痕以及论战双方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之甚少,各方在立论基础上都存在一个明显问题,即双方都是从毛泽东的文本或者话语出发,论证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明显缺乏统一的界定与评价标准。正因为存在这一致命的理论缺陷,有学者后来曾总结道,这次争论除了提出一些“徒劳、武断的争论之外,并未对深化毛泽东研究作出多少实质性贡献(Nick  Knight.The  Marxism  of  Mao  ZedongEmpiricism  and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Mao  Studies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16July1986p.13.)。】。可以说,在50年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国外毛泽东研究都处在“政治夹缝”中艰难生存【尚庆飞:《西方学者视域中的“毛主义”:文本阅读与模式转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以及冷战状态的部分瓦解,上世纪末国外毛泽东研究不断强化了从“意识形态辩论”向“学术理路分析”转变的新趋向【萧延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毛泽东研究在视域与方法等层面呈现巨大的理论进步,催生了若干新的问题与研究趋向。本文拟从目前掌握的相关文献资料出发,尝试勾画当代国外毛泽东学(主要集中于英语世界的毛泽东研究)的最新发展图景——“三重转向”,希冀对深化国内的毛泽东研究工作有所裨益。

一、从“意识形态偏好”向“客观历史性”研究的主动转移

如前所言,由于毛泽东在“三大历史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影响,对他的相关认识与研究从根本上呈现不同于单纯历史人物研究的显著特征。基于情感的纠葛、立场的迥异以及意识形态的偏好,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很难做到纯粹客观的“去意识形态化”与“去政治化”。尽管随着冷战氛围的淡化,国外毛泽东研究原先凸显的服务国家政治利益与区域政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减弱,并在纯粹学者那里呈现学理性不断增强的研究趋势。但由于西方长期形成的意识形态思维惯性限制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仍然以坚守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为前提,更加之国内在毛泽东的认识与评价问题上仍直接折射出中国政治生态走向的基本事实,使得部分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潜在地契合了意识形态的特定诉求,仍然呈现较为强烈的政治色彩。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综观当前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整体状况,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偏好的研究趋向并不占据主流地位,甚至大部分严谨的学者都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的批判性姿态。换言之,从特殊意识形态的偏好向追求纯粹客观历史性研究的主动转移,构成了当前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学理性、历史性研究趋向的深刻转型及其不断强化,集中体现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由一本著作所引发的学术批评效应之中。

2005年,一本有关毛泽东的传记在西方出版【Jung  ChangJon  Halliday.MaoThe  Unknown  StoryNew  YorkKnopf2005.】,迅速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样一本宣称基于大量原始史料和访谈基础而形成的专著,本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与学术价值。但是,西方学界一些主流毛泽东研究专家在阅读完此书之后,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该书是基于特定意识形态诉求与个人主观情感好恶基础上生成的,其中充满了对毛泽东的道德谩骂与肆意攻击,并且在史料的选择运用与定论上都存在重大缺陷,并不是一本客观严肃的学术作品。

为此,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流学者从客观学理性层面出发,对该书的非历史性、非客观性、非学术性缺陷与妖魔化毛泽东的研究方法展开了系统性批评,相继在国外中国研究的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批评论文。2010年,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著名中国历史研究教授班国瑞(George  Benton)和英国经济学院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林春(Lin  Chun)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主流学者(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白杰明教授、英国利兹大学迪莉娅.达文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齐慕实教授等)撰写的14篇评论文章集结为册,由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所收录的大部分文章从根本上对这本著作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评,甚至有学者将其称之为“知识丑闻”(An  Intellectual  Scandal),从根基上消解了该书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正如编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收录的大部分文章并非是为了回答对毛泽东与中国革命进行评价的问题,而主要集中于对这本著作的研究范式、对待具体事件、材料的方法及其判断的学术批评。这本著作首先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偏好,对毛泽东的“妖魔化”处理和对中国革命先入为主的全盘否定态度,恰恰构成了西方保守势力对于此书竭力欢呼的重要原因。因此,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所要做的就是针对修正主义历史观居于“主流”地位的局势,在为革命的批判性守护中发出针锋相对的声音。【George  BentonLin  Chun.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6.】除此之外,齐慕实教授针对该书所引起的实际影响,还组织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若干专业学者编辑出版了名为《毛泽东:一个批判性导读》的学术书籍,直接针对这本著作歪曲、丑化毛泽东的不良倾向,试图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个理解毛泽东及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作用,以及理解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在中国和世界上的持续性影响的契机【Timothy  Cheeked..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4.】。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学术热动”在一定意义上直接构成了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继“毛主义”争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争论、“心理历史分析方法”争论、“评价毛泽东”争论以及关于“方法论反思”争论之后的另一次重要学术批评与争论的高潮。相较于之前单纯停留于学术研究(尽管在这些学术性争论中仍然包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纠缠,尤其是前几次的争论)的单个问题或某个方面的争论,此次学争论呈现更加鲜明的特征,即由单纯意识形态偏好向客观历史性研究的自主性转移。具体而言,此次争论不再仅仅拘泥于学界产生的不同观点(如“毛主义”的概念是不是“传说”,或者毛泽东思想是否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与研究方法(能否使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或者是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理论批判)的争论,而是从更加基础性的层面对毛泽东研究过程中“基准线”设定的争论。以往国外毛泽东研究由于受特定意识形态偏好的限制,使相关研究基本上可以泾渭分明地划分为“善毛”(Good  Mao)和“恶毛”(Bad  Mao)两大类型(当然这也不否认为数不多的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单纯学术性:研究),这构成了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固定路径与“基准线”。前者更多集中于西方左派的“毛泽东情结”之中,即将毛泽东视为反抗资本主义及其全球霸权统治的政治象征或理论资源,而后者主要集中于传统西方保守主义的反共思维惯性之中。这本著作的理论立场从根本上而言,可以被归纳到后一种序列中,即先在地预设了“恶毛”的形象,并在材料的选择与运用上刻意迎合(甚至出现扭曲化使用)这种先在的理论目标。而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主流学者对于该书的学术批评,很明显不属于“恶毛”序列,当然与“善毛”的研究路径也存在区别,因为他们正视毛泽东的错误,也不会拔高毛泽东的成就,而是在超越主观好恶与功过评议基础上对毛泽东真实思想肖像的勾勒,即齐慕实教授所言的“历史毛”(Historical  Mao)的研究范式【〔加〕齐慕实、张明:《毛泽东与毛泽东研究的当代境遇及其展望》,《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面对该书集中呈现的“戏说历史”的研究方式,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流学者秉持一种更加“义愤填膺”的态度,这从根本上是基于学术研究、历史良知基础上率先祭起的学术批判大旗。他们主动承担学术批判的社会历史责任,展开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肖像真实历史性建构的努力,这种情况在以往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偏好以“反共”“反毛”为主流的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是难以想象的。这深刻表明,当代国外的毛泽东研究正愈发地呈现自主性与特定意识形态偏好和政治情感纠葛相脱离的趋向,而逐步生发为价值中立的客观历史性研究,并且正逐步成为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学术主流。也就是说,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正愈发凸显美国著名中国学研究专家史华慈为中国学研究(当然也理所应当地包含毛泽东研究)所设定的“基准线”,即超越“爱”与“恨”的情感纠葛及其所直接造成的理论暗角,从“尊重”的意义上进行客观的历史性理解。

二、从“一元中心”向“多角边缘”的积极扩散

综观以往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叙事逻辑和基本路径非常明显地呈现特定的一元中心论”(Centeral  Monism)倾向。这里所谓的“中心”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方面,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固定学术路径中,研究的聚焦点集中关注于毛泽东本人,“毛泽东研究”(Mao  Study)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研究”(China  Study)的代名词。也就是说,在以往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毛泽东本人成为中国的“替代性存在”,关于毛泽东本人的研究处于中心地位,并直接等同于对中国的研究。美国历史学家德里克(ArifDirlik)曾明确指出,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思考和书写都是围绕毛泽东个人传记的范式所展开的,通过毛泽东坐架中国社会主义、通过毛泽东的个体透视中国社会主义,成为中西方学界研究的固定化路径【ArifDirlik.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5.】。之所以产生上述“替代性”效应,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原因:一是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尤其是这种领袖地位在后期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不正常风气之中,使得其主体性生命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成为国家、民族的“替代性存在”,并且能够直接造成个体取代整体、个体型塑整体、个体影响整体的特殊效应。最先洞察到毛泽东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合体”趋势的国外学者是斯诺,他在延安采访时期就曾敏锐地意识到毛泽东研究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丰富的横断面”、以毛泽东研究作为“了解中国国内动向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的重要意义【〔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第62页。】。而随着此后冷战所塑造的特殊国际政治关系格局,国外毛泽东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的服务于国家利益考量与区域政策调整的咨询功能,更直接导致以毛泽东为研究核心对象的中心化趋势。换言之,毛泽东研究作为对中国研究的替代,使得毛泽东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居于显学的重要地位,并对其他中国研究造成了排他性和替代性的影响。二是毛泽东作为一位“超凡魅力型”(Charismatic)领袖,他的性格、命运和经历等个体性因素,对普罗大众乃至专业研究者都如同强大的“磁场”一般发挥着难以抵挡的吸力作用。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西方传记新闻者被“延安道路”的强大磁场所吸引而涌向延安,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被中国革命与毛泽东个人魅力的向心力所造成的“东方取经”,以及西方左派学者在异域对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呐喊”甚至是“扩张式”运用,还是普通民众在特殊政治环境下基于狂热崇拜基础上对毛泽东神性存在的自我托付,甚至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继续延续的“崇拜”,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以显性或隐性形式存在于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维度【西方一些学者的研究视角敏锐地触及了毛泽东逝世之后民间复兴的“毛泽东热”等崇拜现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白杰明教授的《毛泽东的阴影:领袖身后的个人崇拜》(GeremieR.Barme.Shades  of  Mao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New  YorkM.E.Sharp1996)。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部分学者仍然对此保持了持续的关注与兴趣。美国东田纳西州州立大学助理教授蒙丽莎·斯威夫特(Melissa  Schrift)以毛主席像章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产生及其大众消费(Biography  of  a  Chairman  Mao  Badge:The  Creation  and  Mass  Consumption  of  a  Personality  Cult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1)。德国弗莱堡大学丹尼尔·利兹(Daniel  Leese)教授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行为政治和固化形象为切入点,阐释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Performative  Politics  and  Petrified  ImageThe  Mao  Cult  Dur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Bremen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Bremen2006);2012年他又出版了一本从“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话语修辞和行为礼仪出发,揭示毛泽东个人崇拜基本景观的专著(Mao  Cult.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并且,实事求是而言,这些关于毛泽东本人微观层面的感性因素,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理解宏观层面的中国社会及其发展的重要人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作为领袖的毛泽东》(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一书的作者白鲁恂(Lucian  W.Pye)教授,在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对毛泽东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明确指出毛泽东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社会走向的决定性影响,“中国政策的曲折跌宕是由多重因素所推动的,其中毛主席个体性格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中国客观现实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影响”【Lucian  W.Pye.Rethinking  the  Man  in  the  LeaderThe  China  JournalNo.35Januray1996.】。

另一方面,国外毛泽东研究中“一元中心论”的固定化路径,还表现在对毛泽东本人研究中的“厚此薄彼”倾向。具体而言,在冷战所塑造的国际政治格局之下,毛泽东本人的政治行为直接对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生态发挥着显性影响。因此,在西方学者的理论视域中,关于毛泽东政治思想、行为和话语的相关研究不可避免地被置于理论的“聚光灯”下进行集中关注,即所谓的“政治中心论”。这一点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中,从最初史华慈为使中国革命区别于苏联“阴谋论”而提出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毛主义”概念,到沃马克(Brandy  Womack)运用“有机解读法”阐释客观政治与历史环境在解读毛泽东实践与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BrantlyWomack.The  Foundation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19171935Hol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2p.xi.】,再到近期韩博天(Sebastian  Hei-Imann)和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等人合著的阐释毛泽东“无形之手”对当代中国“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所奠定的政治基础,如毛泽东制定的游击战政策风格所呈现的“包容不确定性”,仍然对当今中国政治治理以及中共灵活性治理发挥着重要影响【Sebastian  HeilmannElizabeth  J.Perry.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1p.12.】。当然,西方学界之所以形成毛泽东研究“政治中心论”研究倾向的固定化模式,与毛泽东首先是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和政治家而“出场”的角色设定、其一生主要致力于政治实践运动的经历以及其政治思想和实践对于后世中国潜在影响的事实密切相关。这种“政治中心论”研究倾向所催生的毛泽东研究理论景观便是,集中于对作为政治形象的毛泽东的重点研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毛泽东“政治肖像”单一维度对整体性历史肖像的替代性存在。在此背景下,原先关于毛泽东个体形象的多彩式描绘与多面相存在,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性维度与政治化笔墨的单调性生存。

然而,近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不断强化的从意识形态偏好向客观历史性研究自主性转移及其所凸显的毛泽东研究纯粹学术化与学理性不断增强的趋向,从客观上催生了国外毛泽东研究“去一元中心化”的新动向。因为无论是以毛泽东研究替代中国研究的叙事方式,还是“浓描”毛泽东政治肖像的“政治中心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偏好基础上生成的固定化路径【当然,也不排除在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里,仍有一部分专业学者从单纯学术层面出发,集中描绘毛泽东政治肖像及其当代影响的学术努力,如前文提及的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就以承认毛泽东时代与当前中国政治走向之间的延承性为基础,从毛泽东的政治逻辑及其政治实践中寻求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支援背景;已经过世的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迈斯纳(Maurice  Meaner)教授,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一直致力于从毛泽东政治思想维度阐释毛泽东的实践活动及其当代影响,他在2006年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毛泽东:一个政治与智识的肖像》(Mao: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CambridgeMaldenMA:Polity2007),仍坚持了这一纯粹学理性探讨的“政洽中心论”风格。】。因此,伴随着单纯意识形态偏好支配研究的传统路向衰弱以及以客观历史性为导向的学术化研究趋向的增强,当代国外毛泽东学的研究趋向也顺其自然地从“一元中心论”的传统研究路径发生了偏转,即由以毛泽东替代中国研究转向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研究,突破毛泽东单纯人物研究转向对“毛泽东问题”的探讨,突破毛泽东研究的“政治中心论”而转向对经济、社会、生态等传统“冷门”区域的积极扩散。

一方面,以毛泽东研究替代中国研究的传统路数,在研究范式上必然遵循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即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政策、实践等领袖个体因素出发,探讨上层因素(更多是由毛泽东制定或影响的政治政策、方针)对于下层民众生活以及中国社会的影响。但是,这种研究范式不容忽视的一个弊端便是,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对上层领袖的解读之中,而对于下层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进程则缺乏必要关注,“毛泽东与中央领导的决定有助于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但其不可能清楚地阐明这些事件在基层草根层面是如何展开的”【Jeremy  Brown.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Negotiating  the  DivideNew  YorkCambridge  Univesity  Press2012p.8.】。因此,在自上而下视角的指引下,当代中国研究的主题便很自然地集中在以对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研究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上层因素对下层因素的所谓直接性影响效用等方面。这种研究视角必然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史仅仅浓缩到由领袖所影响的政治史,以毛泽东研究代替中国研究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但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化历史进程,是否以单一政治性维度的阐释便能解释清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上层因素的型塑作用仅仅是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从上往下的研究视角,下层因素与上层因素的互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上层因素改变所产生的反作用,在上述单一性视角之中必然处于隐身状态。因此,突破单纯毛泽东研究替代中国研究,将毛泽东置于当代中国史、社会史的坐标之中加以具体性、长程性的解读,成为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趋向。

所谓社会史研究的最大特征就是从基层社会出发,从普通民间生活出发,自下而上地讨论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演进及其具体表象。当然,社会史研究并非排斥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其仍然需要探讨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对于民间生活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基层视角,通过与上层因素的互动对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作出更为细致的补充【常利兵:《资料、视角与写法: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因此,当前国外毛泽东研究更多地其实是将毛泽东单纯个体性研究置于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中加以考量,由关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逐渐取代毛泽东研究成为一个新趋势。这一点非常明显地从当前西方出版的大量关于毛泽东的新著之中便可以看出——许多著作的题目已不再是单独的毛泽东,而是“毛泽东时代”(Maos  Time),并且主要探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历史。一些年轻的西方学者不同于老一辈研究者——后者主要从毛泽东的文本及其实践的解读中理解毛泽东的传统路数,因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便利条件,使得新生代学者能够大量掌握毛泽东时代中国基层社会的档案,尽管中央档案馆的大量史料仍然处于保密状态,但是很多省、市、县档案馆的材料都对外开放,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更加贴近基层和民间的原始档案,“随着资料基础的改变,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也发生了变化。毛死后阶级斗争被摒弃,许多学者不再从革命的角度来分析人民共和国”【〔加〕周杰荣、〔美〕毕克伟著,姚昱等译:《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因此,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使得国外毛泽东研究超越了单纯历史政治人物研究的局限,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视角与思路,一种精细化研究毛泽东时代历史的打造也成为一种趋势,如有学者以城乡关系为研究对象,阐释了毛泽东时代政治政策对城乡关系的影响【Jeremy  Brown.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Negotiating  the  Divid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有学者从对毛泽东时代中国一个村庄的研究入手,展现了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及其后续开展的“反右倾”运动在中国最基层的真实情况【Ralph  A.ThaxtonJr.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New  YorkCambridge  Press2008.】。这些从社会史视角切入的研究,深刻细致描绘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政策对民间社会生活的型塑,通过微观历史的研究深化了对宏观历史的理解(也包括对毛泽东的整体性理解),在对“小人物”生活的聚焦之中书写“大历史”。

另一方面,毛泽东无论是作为单独“个体性存在”,还是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象征性存在”,都无从抹杀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一点既符合主体思想基于不同维度透视必然呈现多元面相的一般特征,也符合毛泽东这一特殊历史人物纷繁而复杂的实践所型塑的多样化思想的特殊事实。但是,以往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的“政治中心论”倾向,过分强调对毛泽东政治肖像的描绘,严重削弱了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丰满性和整体性。政治维度的透视当然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但对政治维度的强调或凸显,并不意味着以政治性消解或排斥从其他维度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解读。但是,传统国外毛泽东研究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基本上是从否定性维度加以理解的,因而也就理所应当地认为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具备过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随着毛泽东研究学术化步伐的不断推进,上述判断在重新审视毛泽东的学术理路导引下已经逐渐发生动摇。近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愈发突破传统毛泽东研究“政治中心论”的限制,以更加宽阔的视域转向对经济、社会、生态等“边角”主题的发掘,尽管这种关注有的是从肯定性意义上理解的,也有的是从否定性维度把握的。伦敦大学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教授从肯定性意义上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作出了集中阐释,认为毛泽东时代动员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农业工业化、机械化的发展路径,并非是罗曼蒂克式的幻想,而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模式,不仅推动了70年代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为80年代的爆炸式发展奠定了基础【GhrisBramall.The  Last  of  the  RomanticsMaosi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trospectThe  China  QuarterlyVol.1872006pp.686-692.】。另外,毛泽东时代的科学技问题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都处于被遮蔽状态,但国外有学者出版了《赛先生与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当代中国的科学与技术》,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真实状况,认为毛泽东时代致力于平等主义的“大众科学”,实现了科学从“象牙塔”之中的解放,为后毛泽东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造成了科学人才断层等危机【Chunjuan  Nancy  WeiDarryl  E.Brocked..Mr  Science  and  Chairman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odem  ChinaPlymouthLexington  Books2013.】。这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首次触及毛泽东时代科学技术及其当代遗产这一“冷门”领域。此外,还有学者开启了从生态视角,切入对毛泽东解读的新路径,这一点在以往过分侧重于对毛泽东政治思想解读的固定化研究路径中是比较少见的【Judith  Shapiro.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此外,还有前文所提及的从毛泽东像章、语录等文化现象层面解读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新尝试。上述从政治维度之外切入并以多元视角坐架下的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多重勾勒,从整体上而言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丰满程度。

很明显,随着理解毛泽东多元视角以及新的参照系的引入,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愈发立足于突破单纯人物研究或者政治研究的“一元中心”限制,更加自觉地将毛泽东置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宏大背景或置于当代中国史、社会史的具体坐标之中加以衡量,从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还原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之中理解毛泽东、从民间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帷幕下烘托毛泽东,从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元边角的关注中充实毛泽东的思想肖像。而上述新的视角与参照系的引入,必将有助于深化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勒工作。

三、从“单一定性”向“重新思考”的意识变革

由于毛泽东本身人物性格命运的复杂性,加之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人类史上所留下的深刻印痕,对于他的认识与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关涉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史等宏大历史逻辑,而似乎呈现为一件始终困扰众多国内外学者的“无解命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华慈认为,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研究是一项不可能获得绝对排他性唯一真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不断面临的是系列开放的问题,在这些问题内部存在的“富有成果的歧义性(或模糊性)”【[]本杰明·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文版代序”第14页。】恰恰构成了研究价值所在。

但是,西方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于特定意识形态诉求与冷战环境所形成的惯性思维,在对毛泽东的分析与评价问题上却呈现为“单一定性”的趋势。所谓“单一定性”就是直接了当地将毛泽东加以简单标签化的“一元定性”,即贴上“yesorno”的标签。这种标签化处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简单线性的思维方式上,即从“善”或“恶”、“好”或“坏”的二元范畴之中进行单一性、绝对性挑选的“站队排位”。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毛泽东的思想肖像只可能存在唯一的形式、只能描绘唯一的色彩,因而“救世主”或“暴君”的二元对立局面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宰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态势。但问题是,“这种‘化约论’(reductionism)之‘划线排队’的思维和言说方式,被‘化’掉的不仅是那些‘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富有成果的歧义性’(unresolved  problems  and  fruitful  ambiguities)中保存着‘丰富多彩与卑灿交加的人类处境’(both  wretched-ness  and  grandeur  of  the  human  condition),甚至还可能被再次‘化’进一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种致使性灵之人彼此仇视之自我折磨的情绪陷阱”【萧延中:《近期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一个政治意识生态的框架草图》,《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事实上,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尤其是对人类历史整体进程发挥了显著影响的人物与事件,关于其存在意义的理解并非是一个单向线性过程,并非是在历史发生的瞬间便能得到求解。它们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实践的推进,愈发呈现模糊性和非确定性,而正是在对这种模糊的歧义性的不断求解中,事物的真实性意义才能得以不断出场。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渐行渐远以及毛泽东形象及其实践的看似模糊性,也许为后人理解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长时间段的参照系与审视距离,也许为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清晰呈现与毛泽东意义的彰显提供了一种客观可能性的空间。对于毛泽东的认识与评价尽管可以由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作出看似较为终结性的定论,但这并不能抹杀“毛泽东问题”所构筑的理论开放性空间。因而,在此背景下,“重思毛泽东”(Rethinking  Mao)构成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一股强劲潮流,这其中既有基于纯粹学术中立基础上单纯理论研究者的理论呼吁,也有西方左翼思潮从理论资源与象征性维度对毛泽东的重新正名,还有对毛泽东时代有着深刻经历并已融入西方学术体系之中的中国学者的个体性理解。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修教授尼克·奈特(Nick  Knight)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第一个明确提出“重新思考”毛泽东的学者。在从事毛泽东研究30余年后,奈特在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封山之作”(即《重思毛泽东:毛泽东的思想的探索》)一书中,向学界郑重提出了“重思毛泽东”的理论呼吁。在他看来,最近的过去与现在的变化造就了一个可以折射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棱镜,一旦棱镜转动,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也会发生相应变化【Nick  Knight.Rethinking  MaoExplor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7p.3.】。因此,毛泽东本身的复杂性与实践的流变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并不存在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单一性、永恒性定论,关于毛泽东的认识与理解需要不断在新的历史坐标之下加以连续性衡量,“重思毛泽东”“重估毛泽东”也就构成了思想史上的一项永恒性命题。奈特“重思毛泽东”的战略规划包含了复杂的理论体系,从最根基性的方法论使用层面而言,必须反对简单认为直接占有文本便能凸显作者理论意图的“经验主义”阅读模式的限制,而必须深入文本内部的逻辑深层构架,通过对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作用,呈现文本的理论意义;从“重新思考”的整体构架上而言,奈特十分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概念来理解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这一点使其区别于一般国外毛泽东研究者因为中国学研究出身而导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薄弱的限制,也使得奈特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关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论战中的理论分析更具学理性与说服力【Nick  Knight.The  Law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Mao  Zedongs  ThoughtThe  Question  ofOrthodoxy”,in  ArifDilik  Paul  Healy  and  Nick  Kightedt..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97pp.84-116.】;从具体重新思考的对象上而言,包括毛泽东的工农思想、延安时期的政治与实践、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变化的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以及晚年从和谐到斗争的转变等。奈特“重思毛泽东”的理论呼吁,既是对他毛泽东研究生涯的一个理论总结,也是对于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进一步深入推进的一次重大理论规划。

当然,与奈特纯粹基于学术研究立场而推进毛泽东研究再思考的理论诉求不同,西方左翼学者“重思毛泽东”的理论诉求更多地与其特定政治立场密切相关,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毛泽东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象征性符号而存在的,更多的是作为他们反抗或批判资本主义的一种理论资源。当代西方左翼代表性人物、斯洛文尼亚著名哲学家齐泽克(SlavojZizek)尽管并不是专门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但毛泽东作为西方左派反抗资本主义霸权的特殊理论情结,始终或隐或现地存在于他的理论逻辑建构及其政治话语表达中。他为2007年编辑出版的英文版《实践论和矛盾论》撰写了长达28页的“导言”。在“导言”中,他集中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地位进行了价值重估,认为毛泽东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重大传承”,即从列宁依靠工人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城市中心论”,转向毛泽东以农民为主力的“农村包围城市”。在他看来,毛泽东的理论意义不仅体现在其开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二次传承”,更为关键的在于他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所生发的重要象征意义,因为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就在于其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数以亿计人民的政治符号,“正是他们创造了看不见的推动历史发展的‘物质’和基础”【Zizek.Mao  Zedongthe  Marxist  Lord  of  Misrulein  Mao  Tes-Tung.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New  YorkVerso2007p.2.】。另一位当今法国激进左翼思潮的代表人物阿兰·巴迪欧(Alan  Badiou)在其逻辑建构与理论批判中,也表现出强烈的“毛泽东情结”。巴迪欧是法国最彻底的“毛主义者”,毛泽东的很多语式和理论都成为他从事理论建构的“资源库”,其中他对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理论保持了特别的理论偏好。他认为,中国在60年代爆发的关于辩证法究竟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的讨论,其实质是关于真理实质的争论,即确定革命的主体及其愿望的争论【Alain  Badiou.The  Century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p.60.】“合二为一”尽管从形式上获得了一个新的“一”,但实质上仍然是保守的、旧的“一”,只有在不断地“一分为二”之中才能保持着事物的“新”。因此,作为辩证法斗争最高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在他看来就不是所谓政治权力的争斗,而是从根本上关涉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文化大革命”是矛盾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Alain  Badiou.The  Culture  Revolutionthe  Last  Revolution  PositionWinter2005p.487.】由此不难发现,以齐泽克和巴迪欧等为代表的西方激进左翼思潮对毛泽东的重新发现及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重新定位,从根基上而言是为了从毛泽东的理论资源中寻求一种新的用以抗衡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张剑:《齐泽克、巴迪欧的毛泽东情结》,《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他们眼中的毛泽东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而存在的,他们对于毛泽东的解读更多的是一种“扩张式”阅读。

当然,与纯粹西方学者的“异域想象”不同的是,对毛泽东时代有着亲身感性经历、已经移居西方且基本融入西方学术体系之中的中国学者,则致力于对毛泽东及其时代的若干情境作出理论阐释。其中,高默波教授就是代表之一。他重新审视毛泽东时代的理论诉求构成了一以贯之(在1999年出版的《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中将“文化大革命”视为高家村的“黄金十年”【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读书》2001年第1期。】)的研究路径,其在2008年出版的《为中国过去而战:毛泽东与文革》一书中,再次为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进行了理论辩护。他明确指出,对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灾难性、否定性的“单一定性”,其实具有四个方面的误导性:一是剥夺了中国大多数民众言说的权力;二是掩盖了后毛泽东时代存在的更加丑陋的现象;三是否认了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以及其为后毛泽东时代发展所发挥的奠基性作用;四是误导、剥离和排斥了对人类发展另类模式以及其他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想象空间【MoboGao.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Mao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Pluto  Press2008p.2.】。在这样的基本理论预设下,他展开了对毛泽东时代历史的辩诬。尽管我们并不一定赞同高默波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近乎偏执的理论论断,但是这种基于自身在中国长久积累的感性经验和自我思考而形成的关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重新思索与他在研究中使用的跨学科(正如他所言,对高家村历史的书写,是经济、政治、社会等.多元历史的相互交织)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判断,使得他在当代国外毛泽东的研究领域中,呈现明显区别于一般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的特殊学术风格。

尽管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在突破“单一定性”走向“重新思考”的总体性逻辑上而言存在基本相似性,但不同学者在理论预设、思考路径以及运演方式上都存在巨大差异性。单纯学术研究层面对历史史实“无蔽式”呈现的理论努力、立足于特定理论情结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当代描摹以及“扩张式”运用与基于具体感性经历基础上带有“乡愁式”眷恋的理论澄明,它们所“重新思考”的对象及其最终呈现的形象都存在着特定差异。但本文之所以将其置于同一逻辑范畴下加以归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不外是它们都是对传统国外毛泽东固定一元化和单一性评价路径的理论反叛。

  四、文本延伸与方法更新: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意义

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毛泽东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也许是在政治意蕴的烘托中不断加以呈现的。如果说随着毛泽东走下神坛所引起的后续效应——作为政治象征性地位的衰减,那么很明显,当前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应该实现研究立足点与目的的深刻转型,即转向开启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性和理论性趋向。因为从学术研究的布局角度而言,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更多地应该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深入推进,即彰显毛泽东研究的思想史效应。就毛泽东时代而言,这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深刻转型的特殊年代,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由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转折的过渡性时期,是连接中国过去与现在的关键节点。因此,毛泽东时代必然呈现内在的特殊性与矛盾性,即追寻步人现代社会的冲动与传统保力量的阻碍之间存在的张力关系。正确理解毛泽东时代,从更宽广的意义上而言,亦是对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明及其发展命运的深刻把握。并且,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从有形房面的物质成果、制度设计到无形层面的行为方式、话语逻辑等“日常生活方式”的建构,对于中国未来社会的走向都发挥着潜在的型塑作用。【关于毛泽东的持续性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齐慕实教授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说法,即“日常生活的毛主义”(Living  Maosim);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于当代中国的影响并未随着其生命的消逝而减弱,相反却在一定条件下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除了物质基础与制度层面等有形设计的继承性,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更为强烈的影响是以隐性形式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相”的建构之中。毛泽东的话语表达、逻辑思维甚至人物性格,都对中华民族自我身份的建构、行为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从此意义上来说,对毛泽东时代的理解不仅仅是对中国过去、现在的理解,如果从时间的延长线上衡量的话,它也是对于未来的把握。就对于毛泽东个体研究而言,毛泽东本身蕴含着极为复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截然冲突的因素。如毛泽东一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但他晚年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则以残酷的方式对待中国传统和知识分子,更加吊诡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所谓以彻底反传统面貌出现的东西在底子里面却又是以传统思想为根基的。再如,毛泽东尽管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并且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党内理论家的定位,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又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就对毛泽东个体的解读而言,从根本上无法摆脱对中国数千年传统思想的梳理,无法摆脱近代以来西方思潮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效应(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作为其中的一支并逐渐取得了统治性地位),无法摆脱对中西文明冲突及其在毛泽东时代呈现形式的理解。所以,从学术治理层面上看,当前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无疑应该是需要加以关注与重视的重要领域,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项思想史议题而存在的。

在开启毛泽东研究的学理化趋势上,国外毛泽东研究走在了前列。因为实事求是而言,尽管当前国内毛泽东研究已经摆脱了特殊政治年代在政治意识生态“质询”下形成的“神性”研究路向,正逐步走向客观的学术理路分析路径,但较之于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所呈现的异彩纷呈的学术图景,国内研究仍然存在着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部分存在着西方传统毛泽东研究中的“一元中心化”倾向,具有进一步拓展与延伸的理论空间。尽管随着国内毛泽东研究学术化步伐的不断推进,这种现象有了很大改观,但我们仍然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着不足之处,如过多关注毛泽东的“人物研究”,即集中于对毛泽东生平事迹的阐释、考证与书写以及对毛泽东思想发展轨迹的阐释等方面,而对于人物、现象背后的本质以及超越单纯主体性内容缺少足够关注,这就需要实现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拓展,实现从“人物”向“问题”的转变。二是研究的参照系存在单一性和抽象性的局限,需要进一步提升与优化。无论是对毛泽东这样一位单个人物的研究,还是对毛泽东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考察,都必须在一定的参照系之下加以衡量,在一定的时空坐标定位下加以推进。但综观目前的国内毛泽东研究,其所赖以进行的参照系明显存在单一性与抽象性的局限。所谓“单一性”就是通过毛泽东衡量毛泽东,就毛泽东而研究毛泽东。所谓“抽象性”就是对毛泽东的研究更多地停留于抽象的理论推演或逻辑建构,而缺乏具体详细、殷实史料的支撑,存在“认知性研究”【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已经有学者开始注:这个问题,尤其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力图在对原始史料的掌握与吸收之基础上,不断地扩展参照系,如通过毛泽东时代民间历史的书写或与国际背景因素的参照,以求更为真实地理解毛泽东及其时代。这种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国内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毛泽东由于在中共党史上的“非替代性”意义,使得关于他的研究始终是作为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一种重要研究范式转换,即从单纯党史研究扩展到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宏大背景之中。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而言,既是一种宏大化视角的拓展,同时也是一种微观具象化的操作。从宏大逻辑层面而言,将对毛泽东的理解置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座、置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理论谱系之中加以考察,使得从历史的延长线上透视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具备了更加客观、科学性的支撑;从具象化视角层面而言,将毛泽东置于具体历史时代和中国社会具体发展的历史情境之中考察,使得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勒具备了更加微观化和感性化的视角。】不足的局限【徐俊忠:《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几个问题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在这方面,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引入了多元参照系,在不同的对比之中衡量毛泽东的思想画像,如将毛泽东置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的坐标之中加以衡量,在立足自上而下研究方式的同时,补入民间、基层与个体视角,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不断丰满毛泽东的思想肖像;将毛泽东置于中共党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历史坐标之中加以衡量,这样就有助于摆脱就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所造成的理论暗角与逻辑盲区,更能客观真实而准确地把握毛泽东的历史定位问题。

笔者以为,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最新进展的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文本延伸与方法革新这两个层面。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文本始终居于基础性的主导地位。任何研究——无论是“照着说”还是“接着说”——都无从离开文本的支撑性作用而单独自存,这就是所谓的“论从史出”与“史论结合”的治学模式。当然,这里所说的“史”、文本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停留于“书香笔墨”中的纯粹客观文字的集合体,其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相应变化。当代国外毛泽东学将毛泽东置于当代中国史、社会史坐标之中加以衡量的新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毛泽东研究的文本存在方式。以往毛泽东研究在文本的选择与应用上,大都侧重于对作为话语逻辑表达之载体的客观文字的解读,也就是从“书”中“读”出毛泽东的思想逻辑,从对文字的消化中建构毛泽东的思想肖像。应当承认的是,这些文字性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复原”(尽管从解释学上而言,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视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间距,甚至在后现代文本学家那里,所谓回到作者的原初语境根本就是不可能达及的伪命题,因为阅读不过是一种“非再现式”愉悦的“生产性阅读”【〔法〕罗兰·巴特著,屠友祥译:《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9页。】)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作用对象,但一方面,作为客体性文本的意义不可能自动呈现,必须有待于读者着力摒弃“理论前见”并力图回到文本所处的客观历史情境之中加以阐释;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化、理论化形式存在的抽象文字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化约掉的是文本在创作过程中所必定居于、交互的现实与感性因素。因此,仅仅依赖毛泽东留下的客观文本,可能并不一定能够真实而准确地解释毛泽东的整体性思想图像。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将毛泽东置于中国社会史的坐标下,将其置于历史实践活动之中、置于民间的感性生活之中加以解读的新方式,其实就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文本的阐释。在这种研究范式下,毛泽东的实践活动也构成了解读的“文本”——“无字之书”,民间感性生活、社会史的基本材料如基层档案、口述历史等似乎与毛泽东本人撰写的文字并无任何直接联系的材料,都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构成了毛泽东研究的“文本对象”。高默波教授对于髙家村在毛泽东时代生活、生产等感性活动的描绘以及对于该村留下的基本史料的解读,尽管与传统毛泽东研究在文本选择上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可能在传统范式看来似乎与毛泽东研究毫无关联,但正是建立在对这些非正式文本的深入解读基础之上,毛泽东时代基层农村面貌以及农民的真实情感才具备了摆脱传统“单一定性”的限制而得以全景式呈现。因此,毛泽东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必须首先在文本上下足功夫,即在深入吸收消化已有的毛泽东本人文献的基础上,实现研究视域的进一步扩展,转移到对毛泽东时代民间史料的收集与整理,通过对这些有形与无形史料的“深度耕犁”,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不断深化对毛泽东及其时代的理解。

深化拓展毛泽东研究,除了文本的基础性作用之外,还应当注重方法论的革新与自觉问题。如前所言,文本所承载的“意义”是不可能自动呈现的,其定然需要发挥读者的“阅读”作用,因而这里就必定会涉及阅读的方法问题。面对同一文本,在不同方法的坐架下可能会取得相异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如面对《矛盾论》中的同一概念或者理论表达,不同读者在不同理论前见的指导下所得出的理论图景是截然不同的。美国学者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在新黑格尔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阅读《矛盾论》,所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的“延安道路”实质上不过是黑格尔辩证法因素的当代复活【Norman  Levine.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New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LC1984pp.317-412.】。相反,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架下,对《矛盾论》解读出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结论,即《矛盾论》的成功之处不仅不是在于黑格尔因素的复活,而恰恰是清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如毛泽东在超越黑格尔矛盾本质之“母型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多元决定论”【Louis  Althusser.ForMarx.London..NewYork:Verso1997pp.87-128.】。由此可见,对传统意义上文本存在形式的突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毛泽东研究“文本群”的充实性掌握【简单来说,毛泽东研究“文本群”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有形文本”与“无形文本”两大类。所谓“有形文本”就是客观的文字材料,当然这并不是仅仅指毛泽东本人创造的文本。基于毛泽东无法脱离中国革命历史进程而孤立自存的特殊性,为保证真实而全面地建构毛泽东的思想肖像,需要实现“研究文本”视域的拓展(参见张明:《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学分类方法与意义》,《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所谓“无形文本”就是指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包括毛泽东本人的实践以及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事件、历史过程以及历史记忆等等。上述“无形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有形文本”来反映,诸如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忆与感受可以通过口述历史的形式加以整理编辑成文字史料,但另外一些内容又是无法通过文字甚至是话语表达形式呈现的,诸如对毛泽东时代历史事件、政治运动的切身感受,在许多人那里都是作为特殊的情感状态甚至以错位化、片段化的撕裂状态而存在于心理结构的深层之中,这些“无形”的切身体验与感性经历都很难通过具象化的文字话语表达出来。这些都需要我们前文提到的在深入民间、深入基层的自下而上的方法指导下,通过尽力“回到毛泽东时代”(尽管这种“回到”在解释学意义上而言是不可能的),在对历史的体悟之中“复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与毛泽东的真实思想画像。】,仅仅构成了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基础性环节,但文本只有在方法的坐架之下才能呈现其应有的历史意义,脱离方法支撑的文本也不过是一堆僵死的符码堆砌体。其实,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在文本选择上的视界扩展,从根本上也是毛泽东研究方法论的自我革命。因为新的文本的应用,就意味着研究范式的转换,就必将会产生新的方法【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页。】。文本的深度耕犁与全新理论图景的彰显,只有在科学方法的指引下才具备理论与现实的可能性。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将毛泽东置于社会史的参照系中加以解读,将研究所依赖的文本范围拓展到民间史料、民间生活等诸多“有形文本”和“无形文本”,其实意味着研究方法的重要革新,这也是国外毛泽东研究在近十多年来一直保持学术繁荣的重要保障。因为对社会史的关照与研究,必然涉及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等在以往毛泽东研究过程中处于“缺场”状态的学科知识,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交叉学科的视角加以推进的。运用不同学科方法分析毛泽东及其时代,在各类观点的不断碰撞中激发毛泽东研究的新维度与新视界,这正是当前国内研究必须要不断拓展深化的层面。可以预见,这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所产生的理论效应将是巨大的。

当然,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所呈现的学术意义的揭示,并不代表着对西方研究范式的全盘照抄,它主要为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提供了一种多样可能性的参照。因为无论是从民族情感、本土情结抑或现实关怀等角度而言,中国毛泽东研究都必须呈现区别于国外毛泽东学的显著特色。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否定的是,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直接性理论成果,就推动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治理层面而言,为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发挥了强大的激励作用。面对国外毛泽东研究不断涌现新成果、新趋向的情势,国内毛泽东研究学者都必然会感到紧迫感与压力感。因此,译介国外毛泽东研究最新理论成果,把握国外毛泽东研究最新趋向的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基于批评性吸收基础上实现最终超越的学术目的。

(本文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  南京 210046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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