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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瞿秋白提出编译《列宁文集》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5-18 来源:
    

一九二四年瞿秋白提出编译《列宁文集》

周一平  邹武龙

 

1924年瞿秋白提出编译《列宁文集》一事,很多研究瞿秋白的著作、论文,研究列宁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著作、论文,都没有提及【如王铁仙主编:《瞿秋白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孙淑:《瞿秋白在中国传播列宁主义的历史功绩》,《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梁化奎:《论“列宁主义”从苏俄到在中国的出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0期;等等。】,只有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的《瞿秋白年谱详编》中提了一句:1924414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组织委员会编辑列宁全集”【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瞿秋白年谱详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但瞿秋白是怎么提出的,是写信还是在会上提出的,没有说明。而且“414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编辑列宁全集”等,也与史实略有出入。笔者在台湾进行学术访问研究期间,在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收藏的档案资料中看到了还没有收入《瞿秋白文集》的192445日瞿秋白给廖仲恺、谭平山的信,信中提出编译《列宁文集》。以下作一论述。

瞿秋白之所以提出编译《列宁文集》,是因为他认为列宁的思想理论是最适合指导中国革命的。瞿秋白1918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很快就参加了这个研究会。19201016日瞿秋白以《晨报》记者身份从北京出发前往莫斯科,于1921125日到达莫斯科。他在苏俄近两年,亲身感受了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他惊叹、迷恋,积极、热情地介绍苏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写出了《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赤都心史》《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俄罗斯革命论》(又名《现代的俄罗斯》)【《俄罗斯革命论》,1922年在俄完成。1923年回国后不久,因经济困难,以800元将书稿卖给商务印书馆。后中共中央得知,要用钱赎回,商务印书馆不肯,但又不敢出版。1932年“一·二八”时,商务印书馆遭日本飞机轰炸,该书稿被烧毁,遂佚。该书稿是“集所作关于十月革命的各方面之论文而成”(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6页)。其中的一篇《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所署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发表在19236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1期,为该书稿幸存的一篇,现已收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参见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83页。】等。他听了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参加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瞿秋白以“来宾”身份出席了  1921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详见梁化奎:《瞿秋白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身份考析》,《兰台世界》2008年第20期。】,亲聆列宁的教诲、指导,逐渐感悟到列宁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是最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如他在以后提出编译《列宁文集》时说的:“关于主义之阐明,西欧学说中最足以做参考的莫如列宁。”他到苏俄的目的之一是“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页。】。他找到了中国的“光明的路”,即列宁走的路、俄国走的路。瞿秋白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介绍、宣传列宁及其思想,动因即在此。

瞿秋白在苏俄就开始向中国人民介绍列宁的思想理论,《赤都心史》中的《列宁杜洛次基》《赤色十月》等篇就记载了列宁的演说。瞿秋白在苏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一说是19215月,一说是19222月。详见钱听涛:《瞿秋白入党时间考析》,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4,学林出版社,1992年。王铁仙:《瞿秋白入党时间等问题的辨正》,《博览群书》2011年第4期。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第61-62页。瞿秋白在《多余的话》所附的《记忆中的日期》里写道:19215月,“张太雷抵莫介绍人共产党”,9月,“任东大翻译始正式入党”(《翟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24页)。】,被陈独秀看重,192212月陈独秀邀请瞿秋白回国工作。回国后,瞿秋白担任了中共中央新改版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原为月刊)的主编,又任《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在宣传工作中,他总是把介绍、宣传列宁的思想理论放在重要的位置。如《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615日出版),就发表了他翻译的列宁19221113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罗斯革命之五年》。1924121日列宁逝世后,瞿秋白立即写了《历史的工具——列宁》(192439日《民国日报·追悼列宁大会特刊》发表)、《李宁与社会主义》(1924325日出版之《东方杂志》第21卷第6期发表)。瞿秋白强调:列宁比起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家有几个特点,“第一便是他最能综合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瞿秋白:《列宁与社会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02页。】。

瞿秋白为什么要向国民党提出编译《列宁文集》?

一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曾有过编译出版《列宁文集》的计划,但没有能够实施或难以实施。中国共产党19217月建立,9月就成立了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第9卷第5期刊登的《人民出版社通告》,公告了已出版、将出版的书,包括《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等。其中,《列宁全书》14种:《列宁传》(印刷中),《国家与革命》(印刷中),《劳农会之建设》(已出版),《无产阶级革命》,《现在的重要工作》,《劳农专政与宪法会议选举》,《讨论进行计划书》(已出版),《写给美国工人的一封信》,《劳农政府之效果与困难》,《共产主义左派的幼稚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末局》,《第二国际之崩坏》,《共产党星期六》(已出版),《列宁文集》。即出版计划中有《列宁文集》,但何时出版,没有说。14种书中,除5种外,都没有说何时出版。实际上,新建立的人民出版社,只有李达一个人在张罗。在中共一大上产生的中共中央局中,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建立人民出版社就由他负责,人民出版社就设在他的住处。开始,刘仁静曾帮点忙,但很快就离开了,所以如李达回忆的:中央工作部“并无工作人员。只有宣传工作方面雇了一个工人作包装书籍和递书籍的工作”。出版社的编辑、校对、发行实际上就他自己一人,经费不够,靠给商务印书馆写稿拿点稿费来补贴。【以上有关人民出版社的情况,详见陈有和:《与党同行的人民出版社》,《北京党史》2011年第3期;陈有和:《关于人民出版社建社历史的再探讨》,《中国出版》201110月上。】要出版《列宁全书》《列宁文集》,没有经费是办不了的;没有一个得力的班子,没有像瞿秋白这样懂俄语、了解列宁及其思想的人来主持,是办不了、办不好的。如果只有李达一个人,且李达懂日语、英语、德语,但不懂俄语(他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基本上源自日本),要出版《列宁文集》,是不现实的。而且在19227月中共二大上,李达落选,由蔡和森负责宣传工作。1922年秋,李达离开上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923年李达退出中国共产党)【详见王炯华等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1127128页。】,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无形之中就中断了。人民出版社从建立到1923年被新青年社合并,前后不到两年。出版的《列宁全书》除《列宁传》并非列宁论著外,出版的列宁论著为4种:《劳农会之建设》(李立译,192112月出版),《讨论进行计划书》(沈泽民译,192112月出版),《共产党礼拜六》(王静译,19221月出版),《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墨耕译,19222月出版)。《人民出版社通告》中列出的“《国家与革命》(印刷中)”,未见出版。【以上有关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情况,详见北京图书馆编:《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03304页。】人民出版社未出版的书,合并后的新青年社及1923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新建立的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没有再发表出版《列宁全书》《列宁文集》计划。

二是因为1924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政策,孙中山及一些左派国民党人对列宁的思想理论是有所接受的。同时,国民党经济实力、人才实力都比中国共产党雄厚得多。

此外,瞿秋白为什么能够在国民党内提出编译《列宁文集》?这是因为瞿秋白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委员,提一些建议是分内的事。

瞿秋白192445日关于编译《列宁文集》的信全文如下:

仲恺【即廖仲恺,当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暨平山【即谭平山,当时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同志:

我们党【指国民党。】里的宣传事业,以前做得很少,而且理论上的研究既不普及又不深入。改组之后我们在这方面已经用了重力量,譬如民国日报。然而日报便于做政治的鼓动(agisosion)【应是agitation。】而不便于主义的宣传(Propaganda)。因此,我常常念着广州中央的编辑事务——上海执行部之宣传部并无编辑员。中央的宣传部是否编纂一、三民主义的丛书(于建国方略之外搜集近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材料编辑关于论释及阐明主义之书);二、世界革命史;三、中国革命史;四、革命及民生学说之编译等(如享利乔治之统一税说是平均地权的根据)。想必广州中央已有完美的计画。我的意思,关于主义之阐明,西欧学说中最足以做参考的莫如列宁。不过我自己不能在广州又不能兼任其他的译著——因为上海大学的事亦很重要,所以我提议或由广州直接委定“列宁文集编译委员会”,我在上海拟任总校订之责任;或在上海执行部之下设这种的委员会。编译的办法大约如下:

一、委员会中两个俄译员;两个英译员;(或再加一个法译员;一个德译员。)总校订一人

一、此等译员每月限定至少须译若干万字——每月领一定的薪水

一、委员会当分配两种材料:一种译员间自己分译;一种发给愿译者去译——另给每千字若干元之稿费(如此可以快些译完)

一、从英德法文译出之稿皆当以俄文校过一遍,总校订者当负完全责任

一、委员会当分配材料作为几期,如第一期译:一、列宁之民族问题论文(民族主义)二、“革命的独裁制”的理论(民权主义)(中山先生之军政时期说)三、农民问题的理论(民生主义)第二第三期以此类推

一、编辑费由中央担任

一、印刷归民智书局(印刷费归他担任)这样办法大约至多一年可以译竣,不过要多添一笔特别费,你们以为怎样?季陶【即戴季陶,当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先生已经起程到粤,我没有来得及和他谈这事。请你们商量。或者可以在中央提议。我一方面亦就要在上海执行部建议,不过始终要经过广东的,所以我写信征求你们的意见。请你们复我。顺祝勇猛精神。瞿秋白四月五日【《十三年四月十四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议(记)录》(一),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会1.3/2.1。此信未署年代,此信附在《十三年四月十四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录》中,信的写作年代当为1924年。】

瞿秋白之所以要给廖仲恺、谭平山写信提出编译《列宁文集》,并希望他们向国民党中央提议,是因为廖仲恺为国民党左派,谭平山则是中共党员,瞿秋白相信他们肯定会接受信中的建言。

瞿秋白信中谈到“没有来得及”和戴季陶谈这事,戴季陶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编译出版的事瞿秋白应该跟他谈。戴季陶在上海时,瞿秋白应该有时间有机会跟他谈;他离沪后,瞿秋白也可以给他写信,但瞿秋白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可能因为戴季陶已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重要人物,瞿秋白跟他谈不来,戴季陶也不会接受瞿秋白的意见。还有一事应提一下:在瞿秋白写此信的前二天,即4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开了第七次执行委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戴季陶提出了“搜集三十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及社会思想等各种文献”,被会议采纳(详见下文)。瞿秋白编译《列宁文集》的主张,显然与戴季陶的主张不同,大概瞿秋白没有在上海执行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主张,而对戴季陶的主张又不满意,所以径直给廖仲恺、谭平山写信提出自己的主张,同时说了一句“我一方面亦就要在上海执行部建议”,即以后会向上海执行部提出建议。

瞿秋白的建言很快由廖仲恺、谭平山转达孙中山,1924414日孙中山亲自主持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1次会议,其中讨论了瞿秋白的建言,而戴季陶对瞿秋白的建言提出了修正案。《十三年四月十四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录》记载:

“讨论事项”:“(六)瞿秋白提议组织委员会编辑列宁全集案(原案另印附)戴委员季陶修正案主张分为两项:一苏俄法制全集;二列宁全集。先以全力译成第一种。至委员会组织法及其预算,由上海执行部编成后再决。

决议:照修正案通过。”【《十三年四月十四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议(记)录》(一),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会1.3/2.1。】

瞿秋白提出编辑《列宁文集》,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说成是编辑《列宁全集》,这是可以理解的,列宁逝世以后,编译《列宁全集》,自然可以提上议事日程。遗憾的是,会议通过了戴季陶提出的修正案,决定先编译《苏俄法制全集》,但并没有说《列宁全集》不编,而是暂缓。

国民党中央请上海执行部制定一下“委员会组织法及其预算”。1924510日,上海执行部汪精卫等常务委员给中央写信作了答复,信全文如下:中央执行委员会:

四月三日上海执行部第七次执行委员会议,戴季陶同志提议搜集三十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及社会思想等各种文献,上海广州各备一份,总目及预算由上海编制,当经一致议决办理,并请季陶同志于到广州时向中央交涉此事。旋接季陶同志自粤函电均称已得总理同意并允拨款五千元作为开办费,请将详细目录开寄等语。上海宣传部当以搜集书报,宜就目前均用者及可能者开始搜集,故其目录不必一次详细开列,但立搜集标准,随时注意搜集。拟定设置图书室办法三条,经上海执行部第十次执行委员会议通过,兹特呈请察核并请从允拨五千元开办费中早日汇下二千元,以便着手进行。上海宣传部复以编辑丛书以广党内外人士之阅览,实属宣传进行之要着,议于宣传部指挥之下组织编辑所,聘请专人负责编译各种丛书,拟定办法三条,经第十次执行委员会议通过,方待呈请核夺,适奉大函有采取瞿秋白同志提议组织委员会编辑列宁文集及戴季陶同志修正瞿同志提议,加入编译俄国法制之决定,嘱为照办。两方用意不谋而同。惟来函所称系单独编译俄国法制及列宁文集,此间办法则定最初编译之书有下列诸项:(一)政治经济之著作可与本党主义政纲相发明者;(二)纪载俄德法美等国革命及各弱小民族反抗运动之历史;(三)研究革命与社会进化原理之书籍;(四)可以鼓舞革命精神之文学小说;(五)系统记载时事问题之专书。范围较广且于对国民宣传上亦似较为紧要,而于尊处所列俄国法制及列宁文集二种,实已包括于第一二三各项之中。又用编辑委员会名义,系属党内委人编辑性质,用编辑所名义,则可公开于党外征集必要之文稿,作用略有不同。拟请依据此间办法决定进行。至于经费一时未能预计,拟俟尊处将办法决定后实际进行时再行呈请核夺。所有在上海执行部设置图书室及编辑所办法特函呈请察核,即祈决定示复,并汇下图书室一部分之开办费二千元俾利进行。至为感荷。此颂

党祺

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汪精卫胡汉民叶楚伧

十三、五、十。

信后有两个附件:

《设置图书室及办法》:

(一)本党图书室其设在上海执行部者由上海宣传部筹办,交民智书局管理。

(二)开办费暂定为五千元。应最先收买下列各书报:

1、关于可供选择译述的外国文书报

2、历年海关报告

3、民报、新民丛报、东方外交报、大中华、甲寅、新青年等各项重要杂志

4、广东及北京各部署统计及公报

5、银行、商会等的定期出版物

6、历年外国人研究中国最近政治经济的书报

7、其他必要的参考书报(由各部与编辑员临时提出)

(三)图书室应设专人负管理之责任,保存书报,登记书目及借阅人姓名。

其管理规则另定之。

《设置编辑所编辑丛书办法》:

(一)由宣传部组织编译所聘请负责专人编辑各种丛书。被聘编译之人须具备左列条件:

1、精通一国以上外国文(除一部分专司汇辑中国书报材料者外)

2、中文清畅

3、能按规定时间到编辑所办公。每月按其成绩核发薪金

(二)亦得委托编辑所以外之人编译专书,书成后给与稿费或规定抽收板【“板”应为“版”。】税办法。

(三)最初编译之书限于下列种类:

1、政治经济之著作可与本党主义政纲相发明者

2、纪载俄德法美等国革命及各弱小民族反抗运动之历史

3、研究革命与社会进化原理之书籍

4、可以鼓舞革命精神之文学小说

5、系统记载时事问题之专书

各项应最先编译之书籍,由上海执行部商议指定交编辑所分配编译。【《上海执行部提出设置图书室办法及编辑丛书办法并请先拨款一部分》,《十三年五月十九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议(记)录》(二),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会1.3/2.2。】

上海执行部提出的办法,以巧妙的文字强调他们的办法已包含了编译“俄国法制及列宁文集”,而实际上把编译“俄国法制及列宁文集”抹掉了,把孙中山主持会议通过的决定否定了。虽然上海执行部提出的办法也说要编译“革命”书籍,但实际上把编译无产阶级革命书籍否定了。上海执行部提出的办法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中央的决定,但用巧妙的文字希望中央“依据此间办法决定进行”。

1924519日廖仲恺主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9次会议上,讨论了上海执行部汪精卫等人的信,并获得通过。《十三年五月十九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录》记载:

“讨论事项”:“(八)上海执行部提出设置图书室办法及编辑丛书办法并请先拨款一部分函。”

“决议:照办法汇款俟经济充裕时再拨(案附后)。”【《十三年五月十九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议(记)录》(二),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会1.3/2.2。】

瞿秋白提出组织成立“列宁文集编译委员会”,并自任总校订;又提出人员的组成,编译工作进行的具体方法,《列宁文集》的具体内容,经费的来源,出版印刷单位,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编译《列宁文集》的具体方案,是切实可行的可操作的方案。而且由瞿秋白来担任编译《列宁文集》的总校订(主编),在当时实在是最佳人选。如果瞿秋白的建言被采纳,如瞿秋白所说,《列宁文集》“大约至多一年可以译竣”。但结果是瞿秋白的建言一而再地被巧妙地否定了。瞿秋白编译《列宁文集》的建言在国民党内被否定,说明国民党内从地方到中央,右派的势力在抬头,如瞿秋白在192456日写给鲍罗廷的信中说:“右派似乎在有组织地活动”,“右派正在进行有计划的煽动,不仅是反对我们,而且也反对国民党左派。”【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539540页。】

虽然瞿秋白编译《列宁文集》的建言没有被国民党采纳,但他宣传列宁思想理论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是无人可以阻挠的。他在自己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在他参加编辑的《向导》、上海《民国日报》上不断刊登列宁的论著及宣传列宁思想的文章。

1924年《新青年》第4期(1220曰出版)刊登有:《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列宁在第二次国际大会之演说)》(蒋光赤译),《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光赤译),《革命后的中国》(仲武译),《亚洲的醒悟》(仲武译),《落后的欧洲及先进的亚洲》(仲武译),《中国战争》(弼时译),《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译自俄国斯达林所著之列宁主义)》(蒋光赤译),《苏维埃制度底下民族问题之解决》(郑超麟译);1925年《新青年》第1期(422日出版)为“列宁号”,刊登了十余篇与列宁相关的文章,其中有:《专政问题的历史观》(郑超麟译),《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郑超麟译),《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陈乔年译),《列宁主义概论》(瞿秋白),《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瞿秋白),《列宁》(拉狄克),《列宁年谱》(蒋光赤),《列宁、殖民地民族与帝国主义》(魏琴),《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陈独秀),《列宁与职工运动》(郑超麟),《列宁与农民》(谢文锦),《列宁与青年》(任弼时)。

《向导》1924年第90期(117日出版)为《十月革命特刊》,刊登有:《马克思主义与暴动》(超麟译),《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述之),《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独秀),《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瞿秋白)。

上海《民国日报》1924212日、13日、15日、16日、17日《觉悟》副刊连载了李春蕃译《农税底意义》;1924512日至30日《觉悟》副刊连载了李春蕃译《帝国主义》;19241126日至29日《觉悟》副刊连载了张太雷译《马克思政治学(原名国家与革命)》;192475日《觉悟》副刊刊登了士炎译《列宁——理论家》;192479日《觉悟》副刊刊登了士炎译《列宁——实行家》;1924117日《觉悟》副刊为“十月革命特号”,刊登有:郑超麟译《十月革命》、伯简《十月革命——世界革命之第一步》、赤帜《中国人民庆祝“十月革命”之真意义》等;19241110日《觉悟》副刊刊登了李守常《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1925213日《觉悟》副刊刊登了郑超麟译《托尔斯泰与当代工人运动》;等等。以致国民党右派说:瞿秋白参加了《民国日报》编辑部,“《民国日报》已经成了共产党的报纸了”,瞿秋白是“俄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执行委员”【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539540页。】(但不久因为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的把持,《民国日报》右倾了【关于上海《民国日报》的情况,及瞿秋白改造上海《民国日报》的情况,可参见王铁仙主编的《瞿秋白传》中《改造上海〈民国日报〉》部分;袁义勤:《上海〈民国日报〉简介》,《新闻研究资料》1989年第1期。】)。

国民党右派反俄反共,恨瞿秋白,但孙中山还是坚持联俄联共,很器重瞿秋白,为了有助于制定政治路线方针,孙中山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亲自任主席,并任命瞿秋白为委员,1924631日国民党中执会给翟秋白发了电报:

瞿秋白同志:总理命在中央设政治委员会并任兄为委员。请即启程并示船期。中央世。【《中执会致瞿秋白电》(1924631,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汉3058。王奇生认为:“1924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成立。孙中山自任主席,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旋辞职,易为瞿秋白)、戴季陶、邵元冲、伍朝枢等7人为委员……”[《中政会与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轮替(19241927)》,《历史研究》2008年第3];刘小中等认为:71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谭平山辞去政治委员职务,任命瞿秋白递补”(《瞿秋白年谱详编》,第160页);王铁仙认为:“711日,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716日召开第二次会议时,批准谭平山的辞职请求,由瞿秋白替补”(《瞿秋白传》,第156页)。这些说法似乎是不准确的,瞿秋白从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之始就是委员,只是6月底得到任命,直到8月才去参加会议,不存在替补的问题。】

(本文作者:周一平,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扬州 225009;邹武龙,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湘潭 411105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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