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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任弼时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5-12-17 来源:
    

试论任弼时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王骏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他将自己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党的组织工作尤其是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出了重要贡献。值此任弼时诞辰11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任弼时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工作中的思想和经验,对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必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把培养干部工作当作大事急事来抓

任弼时认为,无论是革命或建设,人总是第一位的。党员干部的才力和品质是决定一种事业成败的关键。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无论客观环境和党的中心任务如何变化,他总是强调,全党要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把培养干部工作当作大事急事来抓。

早在1925年,任弼时在担任共青团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时,就富有远见地指出,中国革命“将来斗争的途径长而且远,所以我们主观实力的预备至为重要,现在即是我们培植实力以应日后长期斗争之时”【《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他抓住机遇,通过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进行宣传培训、提拔工农分子等一系列有效措施,积极发展壮大团组织,使团员人数由五卅运动前的2400多人,迅速增加到9000多人。任弼时坚持把团组织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原则,将三分之一的团员输送给党,到19267月,党员人数增加到1.2万人,增长了4倍,为党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党的五大对此作出充分肯定,“在各种斗争中,青年们在CY指导之下,总是站在前线上,而给党以很大的帮助”【《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1931年,任弼时被派往中央苏区,曾分管苏区中央局组织工作。面对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任弼时竭尽全力主持和推动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工作,他明确指出,要顺应形势变化,大力开展组织工作,“大胆吸引工人、雇农、贫农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建立每一乡村、市镇与每一武装队伍中党的支部”【《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他强调,要大胆提拔干部,使之成为动员群众、保卫新区与粉碎敌人“围剿”的核心力量。

在全党的努力下,到1934年,全国的党员人数增加到30万。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一再强调,既要注重发展党员的数量,更要注重质量。他认为,“仅仅有了很多党员还是不够的,必须健全支部的生活和领导”,要采取措施,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主要是通过分配党员干部做实际工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让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其次是加强学习,通过马克思主义大学、党校、红军学校和列宁室等,教育培训党员干部。

红军到达陕北后,任弼时先后担任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西安事变以后,全国抗战进入了新的阶段。“为着党在组织上动员群众的力量得到加强,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全国党的坚固基础,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任弼时指出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他提出,“首先要在各个主要城市和产业、交通工人中,以及敌人占领区域内有重大军事战略意义地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大批吸引工人、农民及先进的青年学生,加入到党里来”。同时,他强调,“加紧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保证党在思想上的一致”,“也是党的迫切任务。”【《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入城市,在1949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任弼时明确指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方针应当有所转变,要在工人劳动群众中积极发展党员,吸收大量工人党员,还要吸收非产业工人、贫雇农入党,并注意在革命士兵和革命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为保证党员的质量,他提出,要严格审查,既不“拉夫”,也不搞“关门主义”,“吸收时仍应经过严格审查,但绝不能因此而放松发展工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2页。】

任弼时强调,要在工人劳动群众中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出一批管理企业和管理国家的干部和人才。实际上,还在抗战时期,他就指出,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要大量“收集、培养和储存”经济建设管理方面的干部和人才。要有计划地利用和争取大批党外经济技术干部,同时,“各重要解放区应即计划开办工农商业技术学校,吸收有经验的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培养大批工农商业方面的人才”【《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3页。】。在19494月召开的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指出,“为着发展工业和农业,政府将要开办大批培养工业和农业以及医药卫生方面的干部学校和训练班”,“以便训练出大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人材——工业、农业的专门家、工程师、技师及能管理工厂、农场的干部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8页。】

与此同时,任弼时还指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时,“我们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他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有坚强的人经常注意党务工作”,这“对于我们党要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3页。】总之,任弼时认为,既要培养专门懂经济技术管理和农村工作的人才,又要有专门的党务工作人才,必须要培养一大批高质量的干部和人才,才能建设好新国家。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治理事业的成功和不断发展,关键在于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任弼时提出把培养干部工作当作大事急事来办的思想,虽然是针对当时的实际工作,但对于我们今天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干部队伍,还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二、首先要加强干部的党性修养

任弼时指出,培养干部,首先必须要加强干部的党性修养,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他认为,我们党的大部分干部“党性是很好的。他们为了党的路线、政策不惜英勇牺牲,完成党的任务”。但同时还要认识到,在“干部里也有少数人思想意识不好,有闹独立主义、本位主义、个人突出的,也有为名、为利、为地位、为势力的。如果不很好地进行教育和锻炼,他们就会在自己工作的地方,或者在有军队、有政权的地方,利用自己的地位闹出许多不好的名堂来,就会闹得党内不团结”【《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

对于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任弼时作了深刻的分析,首先,“我们党生存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其次,我们党的组织基础是“小资产阶级成分——农民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占了较大的比重”,再者,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本身的意识还未完全无产阶级化”,最后,“中国革命现阶段性质和任务的要求”,决定了“无产阶级需要与各阶级合作,包括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组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而这些都会使“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对我们党及党员产生侵蚀和影响。【《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232页。】因此,为了把我们党建设成顾大局、讲团结、守纪律的战斗集体,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顺利完成各项任务,必须要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

任弼时提出了加强党性修养的五方面要求:一是思想意识方面的修养。党员干部“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既靠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更靠自己自觉地进行锻炼,努力培养出无产阶级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二是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修养。马列主义所揭示的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党员干部要自觉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奋斗,就必须“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根据这一理论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的“党的政策和策略”,“灵活地、切合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三是政治品质方面的修养。坚持“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是无产阶级优秀品质和党员高度的阶级觉悟及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有组织观念,尊重组织,服从组织”【《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在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坚决同党内包括党员自身存在的各种违背党性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四是遵守纪律方面的修养。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员干部都应当首先从自己做起,带头遵守党的统一纪律,努力“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克服不遵守纪律、不服从组织等不良倾向”【《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否则,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实现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完全落空。

五是善于联系群众方面的修养。“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个人“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因此,必须“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

在提出基本要求的基础上,任弼时进一步提出加强党性修养的基本途径和目标原则,他指出,党性的最高原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实现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增强党性修养的关键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反对和纠正教条主义,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任弼时提出了纠正教条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就是要在我们思想方法上来一个大的改变,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任弼时在边区学习动员大会上的报告》,《解放日报》1942423日。】他指出,我们倡导精通马列主义科学理论,绝不是要死记硬背马列主义的词句和公式,而是要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说,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任弼时强调,“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增添新的东西”。因此,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努力学会掌握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纠正自己“三风”不正的一切缺点,“使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统一与团结,使我们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样,我们便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页。】。

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史,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始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认真学习任弼时关于加强党性修养的思想,在全党坚持开展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与时俱进地走在时代前列,更好地肩负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使命,应该是必要而且是必需的。

三、必须要培养干部根据党的政策大胆地创造

任弼时强调,培养干部,还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让干部“能够根据党的政策大胆地去创造”【《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他多次指出,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学政治,也要学军事,还要懂经济,要围绕政权建设、军事斗争和经济工作等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曾出现了“左”倾冒险错误,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盲目暴动,一味进攻,结果造成很多优秀党员干部的无谓牺牲。面对白色恐怖,任弼时指出,要认真纠正党的干部组织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弱点,创新工作方式,运用正确的策略开展斗争。他提出,党团组织要实行必要的退却,党支部规模要缩小,要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尽量利用一切公开及半公开的机会去团结工农群众。在未割据区的农村要重视农民群众的经常性组织工作,在城市要以职工运动为主,但在工业不发达县市不要放弃小资产阶级、士兵、农民运动,使城市与乡村工作相互配合,有条件的地方,还应武装群众等。这些重要的思想,对纠正当时的“左”倾错误,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土地革命期间,党领导的各个苏维埃根据地始终处在同敌人进行“围剿”和反“围剿”的战争状态,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任弼时提出,广大党员干部一方面要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另一方面要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广泛发动群众,没收和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争取革命早日胜利。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解放区战场,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封锁解放区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对此,在1941年边区中央局召开的边区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任弼时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当前边区建设“最基本的、最中心的而且是最迫切的任务”。他强调,全党都要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工作,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切实转变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大胆创新,努力抓好经济建设。

首先,“必须打破公式主义”,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的中心,是一个新课题,尽管我们的党员干部“有丰富的军事建设和战争以及为着战争而动员的经验”【《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页。】,“但对一点一滴的细密的经济建设工作”,却在思想上不够重视并缺乏经验。比如,当时边区办工厂,往往采用建设军队或机关的方式,用了一大堆不从事生产如厂长、指导员等管理人员,或者是把“大工厂的设备应用到我们的小规模生产里来”,或者是“反对严格管理,致使劳动纪律松弛”等,最终赔了本。很显然,经济建设工作和战争动员工作性质不同,“党的领导方法和作风也必须随着改变”。由此,任弼时提出,“必须打破公式主义”,“依凭我们的决心、努力和创造精神,”“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在“摸索中去发现其规律性”,“独立地创造事业”。【《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其次,提倡少发空论、多做实事的工作作风。为了适应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任弼时提出,“党政军民各种组织,都要使它的机构、它的人员、它的业务,能够适合于发展生产的新任务。”【《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他要求,农村支部与乡政府,今后都要以如何领导农村生产事业为中心工作,改变过去那种开不必要会的老作风,支部大会不要开得太多,甚至一年只需要开四次,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征收公粮)之前各举行一次,讨论决定工作的办法。他强调,要提倡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工作作风,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

再者,要重视科学知识,重视技术工作。任弼时指出,建设工作是一种细致科学的事业,“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要重视技术工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页。】。1943年下半年,边区由于出现金融波动而影响经济发展,任弼时在第二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指出,必须向全党提出贸易、金融、财政问题的重要性,总结经验教训,学会经商、搞好贸易。有关部门下决心抽出一些真正掌握政策而且党性又好的干部,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解决了当时很多实际问题。任弼时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对经济建设,还需要我们有远大的眼光和长期的计划”【《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要鼓励并创造条件,让这些干部“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页。】,不仅供给边区需要,而且要把这方面有经验的干部供给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去,将来更要把他们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材。

最后,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当时在建设工作中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就是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却难以贯彻执行。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倾向在作怪,比如,制定计划之前,不调查研究,只凭想当然;执行某项决定时,不是采取说服教育方法向群众解释,而是强迫命令;有了计划既不去组织执行,也不按期检查,搞形式主义等。对此,任弼时指出,这些官僚主义坏作风,不关心群众,不采取切实措施解决群众的问题,“是应当开展群众的斗争来反对的”,对极少数“已经蜕化了的官僚主义分子”,则必须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的,“不然,我们新的工作作风是无法建立起来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

任弼时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提高全党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工作热情,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广大党员干部和边区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边区的生产建设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负担大为减轻,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有力地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胜利以至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四、坚持正确的选用原则,造就优秀的干部人才队伍

任弼时指出,“我们党是一个大党,有这样多的军队,又是领导政权的党,许多事情都要依靠干部去做”【《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党的事业的发展,又需要大批的干部。因此,选拔和任用干部,尤其是重要的领导机关干部,一定要选用党性坚强、有才力和品质好的干部。他强调,选用干部,必须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立场坚定、忠实民族利益、作战坚决勇敢的政治军事人才,必须是在实际工作中富有创造精神、开拓意识和丰富经验的创新人才。

任弼时指出,选拔和任用干部一定要重能力,重工作表现,要坚决反对和纠正选拔任用干部中只重社会出身,不重政治和实际工作表现的形式主义。针对当时在组织工作中存在着根据“社会关系”来确定干部个人出身的做法,他指出,干部能不能在领导机关内工作,“只有根据他本人的出身成分和现在对革命的表现来决定”,只因家庭成分不好或与反动的亲戚朋友有过联系,就“把他清刷出机关,这是不对的”【《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

任弼时提出,要根据不同干部的才能和表现,合理使用干部,使每一个干部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他强调,对于经济建设和经济组织的领导,一定要配备坚强的、有能力的干部,要根据干部的特点在实践中认真考查、合理使用。比如,“一个有组织能力、工作能力的干部,可能是适于组织运输队,适于组织合作社,但却不一定适于组织变工队”,因此,要进行审查,从工作中审查了解干部的品质,了解他的德和才是不是适合于他所担负的工作。而且审查时,既要从上而下依靠领导机关来进行,也要发动工厂的工人群众自下而上来进行,“审查各级党委和各部门工作中的干部是否称职”,“不称职的或不适当的,必须加以调动,另派有才干有能力的称职的干部去代替,或者给与训练以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他指出,有时甚至可以把党性坚强的干部降级使用,从上级的比较次要的部门抽调到下级的主要部门去,从上级的不直接组织生产的岗位抽调到下面的直接组织生产事业的机关里去工作,“也是应当的、必要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299页。】。任弼时主张在工作实践中发现、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思想,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干部路线,他要求打破论资排辈、任人唯贤,强调德才兼备、因材施用的干部政策,正是我们今天在实践中大力倡导和施行的。

任弼时强调,对干部要奖惩分明,主张“对于工作积极,肯负责任,有创造力,有办法克服困难,生活朴素廉洁,为群众所拥护的干部,必须加以奖励;而对那些消极怠工,不负责任,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加以处罚。特别重要的是要反对政府、军队和党的系统中的贪污、腐化和堕落的严重倾向,这对于巩固党的组织有着严重的意义的。”他多次指出,对这种贪污腐化的倾向,“如果我们不加注意,不努力克服,任其发展下去,干部与党员就会起着质的变化,党、政府、军队也会被它逐渐腐蚀,这是非常危险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页。】

任弼时还指出,要爱护干部,包括犯过错误的干部。对干部犯错误,要全面地历史地分析,既要看到他的错误及产生原因,也要看他有过什么功绩;既要看他现在,也要看他的过去。对干部的错误应采取教育方式而不是动辄撤职,要反对否定一切的“惩办主义”。据此,在1948年土改整党工作中,任弼时坚持原则,通过深入调查,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意见。他指出,要正确分析党支部的状况和对待犯错误的党员,群众批评犯有自私自利、强迫命令的基层干部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对产生这类带有普遍性问题的原因应该作具体分析,一方面,由于农民干部的小生产意识和受旧社会的影响,他们掌权以后“很容易并是必然要产生”自私自利、官僚主义等错误行为;另一方面,有些干部在执行任务时,由于要求急、时间紧,也易于造成强迫命令的错误,不可一概而论地认为这些党员和干部党性都不好。而且产生这样的问题,上面领导机关也负有很大责任,有关领导要向群众作必要的“解释”和适当的“保护”。他强调,在审查会上,要准许群众批评指责,但不准动手打人,要准许被审查干部有充分说理的权利,不准说理是不民主的。在犯错误干部承认并决心改正后,“万万不可过多过重的处分”,审查就是要“达到纠正党内存在的不纯和改善领导作风的目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3页。】这些意见,对保证整党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土改工作的深入开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王骏,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来源:《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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