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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什么在1992年确立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5-03-16 来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什么在1992年确立

迟爱萍

 

中国共产党在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是开创性的,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程中也是前无古人的”,[1]“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这样一件对中国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在1992年?搞清这个问题,对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的理论成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心血。从理论方面说,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党即开始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进程。

 

     1978年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后,党为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江泽民把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即:“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3]党认识上的日益成熟,理论资源的日益丰厚,为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实践积累的成果。

 

   伴随着理论的深化和思想的解放,改革实践逐步展开。从农村起步,向城市拓展,全面铺开。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前,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非公经济得到发展,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方针。到1992年春,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5%,集体企业占35%,私营、个体和三资企业占10%[4]实践表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适应,大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2、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使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独立的经济利益,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1978年底至19849月,国有企业改革先后经历了扩权让利试点、经济责任制、“利改税”三个改革环节。通过这些改革,扩大了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改变了统收统支的经营方式,完善了生产管理制度,建立了责、权、利相统一的经济责任制,使企业开始由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具有了一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

 

     198410月至199210月,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是实行“两权分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国有小型企业中实行租赁制;与此同时,进行股份制试点。通过这些改革,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的变化,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准备了最基础的条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不活,市场经济的建立就是一句空话。

 

3、农村改革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整个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农村管理体制方面,我们突破了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在农村产业结构方面,突破了“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全面活跃了农村经济。发展多种经营,让农民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组织生产;乡镇企业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吸纳了农村多余的劳动力,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农民自身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发生了深刻转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单位;以劳动力流动为纽带,农民享有自主支配劳动时间的就业权力,可以自主择业、自主创业;以村民自治为载体,农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初步建立。农民主体地位的转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并强烈撞击了城乡二元秩序和计划就业体制。

 

4、通过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基本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相结合的流通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前,商品流通被置于一整套指令性计划的严格控制下。改革起步后,即开始了增加购销方式、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经营商品流通、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等多项改革。

 

在农产品流通方面,从1985年起,国家决定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农产品实行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形成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并行的“双轨制”,改变了实行30多年的统购派购制度,把农村经济逐步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另外,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建立了重要的农产品专项储备制度和风险基金制度,1992年农产品市场体系逐步形成。

 

在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方面,1984年,改革迈出较大步伐,大幅度削减了按指令性计划分配的比重。从1985年起,由国家计划分配的生产资料中,除保证重点生产建设所需外,对一般的需要,只保持1984年基数。国家统配物资品种,到1987年只有27种。各部委和地方分配物资的比重也有所减少。  

 

     随着计划外物资市场交易规模和范围的扩大,物资贸易中心开始涌现。物资管理与经营逐步分离,成立了一批直接经营生产资料的物资企业,它们有的继续完成计划分配物资的供应任务,大部分通过生产资料市场自由购销指令性计划外的商品。

 

流通体制的改革,使我国商品市场有了两个比较大的发展:一是商品市场容量扩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物资销售总额增长。二是商品流通渠道增加,各类商品市场发展壮大。通过改革,流通领域开始从独家经营过渡到多渠道经营,从没有竞争到鼓励竞争,从封闭性市场过渡到开放性市场;极大的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流通形式单一,流通效率低下的局面。

 

5、改革价格体系,扩大市场机制作用,培育各类市场。

 

1978年改革以来,国家以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为主要内容,先后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价格调整。与此同时,对价格管理做了一些探索性改革,主要是价格形式由单一的国家定价改为由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自由价格三种价格并存,放开了农民自销产品的价格和小商品价格,逐步扩大了企业在规定的浮动范围内的定价权。

 

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85年起,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理顺价格体系。1985年进行了四项改革:一是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改革农产品购销价格体制,实行合同定购制度,同时取消粮油统购价格。二是分批放开工业消费品价格。三是实行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四是提高铁路短途运价。治理整顿期间,成功的进行了粮油销售价格改革。

 

随着价格体制改革的展开,市场体系的建设蓬勃兴起。除城乡集贸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业品批发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大量涌现外,金融、劳动力、房地产、技术、信息市场等都有所发展,期货、证券、外汇调剂、资金拆借市场等也开始试点。在各类市场发展的同时,市场中介组织,包括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公证和仲裁机构,计量和质量检验认证机构,信息咨询机构,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待业协会和商会,以及市场管理和监督机构等也有较快发展,发挥了服务、沟通、公证、监督和管理作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初步形成,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场所,也为市场经济的实行创造了条件。

 

6、在宏观调控方面进行不懈的探索和改革,初步建立了宏观调控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变化,我国宏观调控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进程可以通过投资体制、金融体制、财政体制、外贸体制和土地制度等改革轨迹反映出来。

 

1)投资体制的改革。19791983年,逐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改革投资建设管理。19841992年,从项目建设管理、投资决策、资金来源等领域进行改革。

 

2)财政体制的改革。1978年至党的十四大之前,财政体制改革主要以放权让利为特征。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采取了多种分成体制、分灶吃饭、财政包干等形式。特别是,配合国家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施沿海倾斜的地区发展政策,对沿海地区赋予更大财权,推动了沿海地区特别是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几省的高速发展,成为重构区域经济格局、形成沿海地区带动全国经济增长、扩大沿海与内地差距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1988108,陈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5]1994年,中央决定实行分税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通过分税制改革,我国基本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相对规范的财政体制框架。

 

3)金融体制的探索和改革。19781984年,我国启动的金融体制改革,确立了中央银行制度。19831990年,是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的起步阶段,金融机构逐渐实现多元化,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交易所,以及各类外资银行纷纷设立并逐步得到规范,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金融市场。同期,金融市场逐步开放。

 

在外汇市场方面,198512月,深圳特区设立了我国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正式开办外汇调剂业务。1988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特区都设立了外汇调剂中心。

 

4)外经贸体制的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多层次、全方位、多形式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进出口管理体制与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国内市场已在相当程度上同国际市场直接联系。

 

19791987年,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改革高度集中的经营体制和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下放外贸经营权,开始实行进出口贸易的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除上述宏观经济调控杠杆的改革外,还有土地制度的改革等等。宏观经济调控杠杆的改革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大缩小指令性计划调节的比重,增强市场调节的比重,改变计划一统天下的局面。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朝着适应市场运行、以间接调控为主的方向转变。

 

7、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为市场经济的实行,提供了社会稳定方面的条件。

 

19791992年,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初步形成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二是国有企业职工的分配开始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三是改革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

 

    19791992年,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二是建立国营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制度。三是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此外,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优抚工作,也有许多改革与创新。

 

总之,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作用的范围和程度都扩大和增强了。在实践中,计划经济体制事实上已经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体制改革成就的积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实施提供了经验,也准备了体制与机制方面的基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邓小平理论上推动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很大变化;90年代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要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中,更加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1、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决经济滞缓的过程中,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深化。

 

1988年夏,社会上因价格改革而引发的抢购风,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存在深层的问题。为此,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明确提出,要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努力增加农副产品、适销的轻纺产品以及能源原材料等方面的有效供给。

 

1989年发生政治动乱,治理整顿工作一度搁置。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把一度被延误的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到1991年底,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有所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流通领域混乱现象得到整顿,经济秩序有所好转。但由于治理整顿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上采取全面、严厉的紧缩措施,在经济环境有所改善的同时,发展速度出现明显的减缓和滑坡。[6]

 

提高企业效益,推进市场发展,都与深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有着密切关系。1990年和1991年,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从理论与实践的根本原则方面,论述了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两者存在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应该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采用那些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通用做法,但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决不能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计划经济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改变过去那种忽视市场作用、忽视价值规律的做法,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国家的计划管理和宏观调控。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一项开创性工作。”[7]江泽民把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而不是区别社会性质的“标志”的思想,已十分接近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有关论述。

 

国务院总理李鹏,根据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范围和作用,都作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概括和界定;并强调企业必须重视市场。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紧紧结合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去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他说:“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主要应从内部下功夫”。“抓生产、抓质量、抓品种、抓效益”。 “企业要真正形成自主经营、自我改造、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真正从市场需求去思考问题,研究开发新产品,想办法出质量、出品种、出花色、出效益。”[8]“要学习一下管理学,这个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我们拿来还是非常有用的。市场,在外国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不学这个东西会吃很大的亏。”[9]

 

上述情况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认识和解决当时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时,明显反映出一个现实针对性,这就是:解决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加强市场的作用,要改善宏观调控措施。

 

特别是199110月至12月,江泽民先后主持召开11次座谈会,对我国经济体制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研究,座谈会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这次座谈会的研究成果,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2、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把握历史进步方向的战略眼光、胆略和气魄,推动全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和实践上产生质的飞跃。

 

20世纪90年代国际国内情况十分复杂和严峻。1989年国内发生政治风波。随后国际上,苏东剧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倾刻瓦解。现实情况使国内思想理论界部分人对中国改革方向产生怀疑,对改革的方向、目标争论不休。不少人把计划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认为市场经济是生产资料私有相联系的,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对立的。“六四”政治风波之后,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市场取向改革”和“市场经济论”的文章。

 

而现实的发展需中国进一步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从国际来说,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国际关系中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世界范围新技术革命的加快发展,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组,亚太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从国内来说,价格“双轨制”需要解决;西方的联合制裁要打破;中国“复关”后,在经济运行机制上需要同国际市场衔接。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求更大胆地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快改革步伐。

 

面对国家在历史发展重要关头所要要处理的一系列紧要问题,邓小平进一步深入思考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19901224,他向中央负责同志提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0] 次年26日,他在视察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时又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1]1992年春,南方视察时,邓小平的思想已十分坚定:“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2]

 

以往中国的改革之所以突破不了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与思想理论上的不彻底性有着直接的关系,症结就在于从社会制度的视角去认识计划与市场。邓小平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立刻作出积极的回应。39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完全赞同邓小平南方谈话。516,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指出: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是当前全党的战略任务。必须加快配套改革的步伐: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建立和完善社会劳动保障体系,三是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随后,国务院扎扎实实地抓了落实工作。采用市场手段配置资源,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二是开放有序的竞争性市场体系。国务院把工作的着力点就放在了这两个方面。

 

723,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明确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目标是: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1992年,商业方面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1)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上了一个台阶。油、肉、蛋、茶、糖的价格1992年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市场调节。(2)商业企业改革有较大进展。经国务院批准,1992年在商业企业中全面推行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四放开”。下半年,商业部拟订颁发了《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了经营承包责任制和落实了企业自主权。商业企业股份试点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福建、浙江、湖北、安徽、江西等地的大城市都有一批商业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公开上市。不少中小商业企业实行集体或个人承包,有的实行“国有民营”,有的出售、出租给集体或个人,使这些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经济效益比较好。(3)物资流通即生产资料流通改革有了明显成效。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相结合的多元化物资流通新格局基本形成。物资流通的指令性计划大大减少,市场化进程加快,尤其是物资企业改革取得很大进展。1992年原物资部制定颁    发了《全民所有制物资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国营物资企业的自主权得到进一步落实,在人事、用工、分配等企业内部管理的改革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国营物资企业的股份改革试点和组建企业集团方面,有了明显进展:原物资部组建了华通集团、北方物产、东方物产、南方物产、物华置业、国际期货等集团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各地物资部门也组建了一批企业集团,壮大了国有物资企业的实力,更好地发挥了国有物资企业的整体优势。商业改革步伐的加大,为我国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引导全党全国人民落实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进程中,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步伐扎扎实实向前迈进的实践,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在不断探索改革新路和推进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提到全党酝酿的日程。

 

199269,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讲话,对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和全面的论述。这个讲话集中反映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上的准备。

 

19941012,江泽民代表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十四大上,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在报告中江泽民郑重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应当也完全可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13]这个讲话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在我国的确立。

 

19933月,八届全国人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进宪法!

 

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这个目标的确立,凝聚了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心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命题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的,是邓小平同志的思想。”[14]这个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践的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抉择。“改革的实践告诉人们一个真理:一旦脱离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就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就能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15]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有成功经验可循。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首创,是一个开创性的事业,有许许多多未知领域需要探求,前进的路不会平坦,出现问题和挫折不可避免。想没有社会阵痛,一帆风顺是不现实的。中国不搞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也绝不会搞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如何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计划与市场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需要艰辛探索。

 

回首以往的探索,意义在于坚定方向。用社会主义制度整合、协调计划与市场在社会经济中积极作用的方向没有错。我们的路子走对了。改革给社会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强大了,这是事实!但二十年在历史上只是一瞬间。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好,以造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需要长期探索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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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6页。

 

[2]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3]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4] 参见《李鹏论宏观经济》中册,中国电力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57页。

 

[5] 《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

 

[6]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例,1983198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在10%以上,1984年高达14.7%;而1989年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4.1%1991年有所提高,达到8.2%。与之相应的是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亏损额连续增加:1988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为81亿元,1989年增加到180亿元,增长1倍多;1990年增至348亿元,又几乎增加1倍;1991年继续增加,达到367元。国家财政上的负担不断增加。(以上数字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

 

[7]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8]《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5页。

 

[9]《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11]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7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3]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

 

[14]《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15]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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