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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调查研究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7-06-22 来源:
    

刘少奇与调查研究

王玉强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参与新中国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决策制定和指导实施。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进行调查研究,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并提升到理论高度,提出许多符合国情、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观点。这些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内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

从学术角度来讲,调查研究是一个比较平实的话题;但从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战略高度来讲,这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号召全党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把求真务实贯彻到治党治国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传承至今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作风。刘少奇不仅为形成、丰富和发展这一思想路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贯彻方面也很有特点,突出表现在他的调查研究活动上。

本文尝试系统地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活动,结合基本情况,重点分析特点,尽可能充分地反映主要的调研成果。

   刘少奇调查研究活动的静态特点

从静态分析的角度看,刘少奇调查研究的活动有以下一些基本情况和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调研次数频繁、地域跨度大。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长期主持中央工作,除1949、1950年外,1951至1966年几乎每年都到地方视察,有些年份甚至两三次到地方视察。调研时间短则几天,长则数月,地域范围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其他省市刘少奇都曾经视察过;同时,他还充分利用出访的机会,对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调研。这里仅例举几次调查研究的数字。如:195512月至19567月,部委调研时间长达8个月,听取了37个部委的工作汇报,这还不包括参加部分毛泽东召集部委汇报会。1957218日至414日,南下调研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间近两个月,走了5个省。1958219日至329日,时间长达1个多月,走了3个省;71日至21日,到了4个省市,仅石景山钢铁厂、发电厂就蹲点5天;91日至29日,又去4个省视察;1015日至116日,又赴4个省市视察。1960326日至28日、 4月17至5月28,赴13个省市视察。196141日至515日,在湖南宁乡调研长达44天;717日至89日,在大小兴安岭等林区调研长达24天。1964628日至724日、85日至10日、20日至25日在12个省视察。

第二,调研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党的建设、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劳动制度等各个领域。刘少奇带着调查研究的分析眼光去观察和体认日常工作生活中所接触了解的一切情况,上到国家大政方针的执行情况和决策,下到百姓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都在他的视野之内。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较多地关注刘少奇比较有代表性的某一项调查研究活动,如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而进行的部委汇报调查、1961年宁乡调查和林区调查等等,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调查研究活动具有专题调研的性质,只是刘少奇调查研究活动的内容之一。

第三,调研形式多样化、对象多元化。刘少奇调查研究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与其相应的是调研对象多元化。他的调研对象,包括党员、干部、群众,工农商学兵各层次的人。

调研形式既有实地调查,也有随机调研,也有日常观察(比如喜欢坐在副驾驶座上观察外边的情况),还有理论学习(如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另外,刘少奇非常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在湖南家乡发展了一批农民通讯员如邓子卿、王升平、黄端生、成敬常等,鼓励他们经常来信,多次表示愿出路费请他们来京。

还有一种重要形式是听汇报、看报告、读报刊,尤其是他日常工作中批阅的大量电报、报告等文件,更是不可或缺的主要形式之一。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不是调查研究的形式,而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事实上,这恰恰是刘少奇独具特色的调研形式,它与刘少奇长期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工作状态是紧密联系的。通过批阅大量文件,刘少奇及时掌握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发展的一些重要情况,加以科学分析,提出合理的应对措施,及时作出重要决策。比如在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第一次整党运动、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通过批阅大量地方报告和工作总结,随时掌握动态,及时发现问题,加以科学分析,提出纠正错误的办法,作出正确决策。地方报告对于中央决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刘少奇十分重视地方报告的真实性、可靠性,严格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对数字,对情况,要采取严肃的态度,反复核实,不要随随便便报一个数目字,随随便便确定某一种情况”,“如实反映情况,这也是一个作风问题。”[1]

  刘少奇调查研究活动的行为特征

从动态分析的角度看,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活动主要有以下三个行为特征。

第一,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和态度。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有目的地做调查,强调针对性,重点是政策调研。刘少奇认为:调查就是要真正把客观实际弄清楚,要有目的地做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调查而调查,如果不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出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的。他强调调查研究,无非是首先提出问题,经过调查,决定政策,解决问题,而最主要的问题则是调查政策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

二是放下架子,轻装简从,亲民但不扰民。刘少奇曾经说: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2]他在去宁乡调查前,要求调查组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宁乡调查的44天中,刘少奇33天住简陋的农舍,开了20多个座谈会,深入到11个生产队,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商讨各种问题,了解了大量基层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三是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刘少奇认为,“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 [3]要站在这个高度认识调查研究。指出,“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4],尤其强调“搞调查,不能带有主观成见。” [5]

四是观察细致,重视数字;关注小事情,解决大问题。1957年南下调研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他了解到湖南三三一厂采取自建公助等方式解决职工住房困难,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可以作为典型经验宣传推广。

1958年,刘少奇前往成都参加会议途中,在听取地方汇报时了解到河北、山西大量运用薯类作物充实粮食品种的情况,特地派人带了红薯和用红薯面加工的食品回北京,委托邓小平分送其他中央领导人食用,并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推广种植、综合利用薯类作物的意见。这个建议后来被中央采纳,并向全国推广。

19614月,在宁乡调研的刘少奇看了先期开展调研的中央调查组的报告后,认为“看后没有多少印象。对于需要调查的我们党的政策在执行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食堂、幼儿园、队办工业、社办工业、价格等等问题,反而没有提供充分的材料。”[6]在这次调研中,刘少奇观察细致,向当地干部群众直白地提出一些看似很平常的问题。比如,他多次问当地农民水塘有没有被车干,得到的回答是还有半塘水,比较自己曾经遇到的往年旱灾严重的情况,说明当地的旱情并不严重。由此,刘少奇得出初步结论:旱情不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工作犯了错误。

五是不干预地方行政。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问题上。1953年,宁乡农民通讯员邓子卿、王升平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反映花明楼乡以及双狮岭煤矿等存在的问题,请刘少奇加以处理。刘少奇在复信中一方面转告这些问题已经分别转交县政府和湖南省府酌办,另一方面则要求说:“关于乡间的各种问题,仍须向县、区、乡政府请示处理,而不能由我来处理。”[7]

六是要求人民来信来访要反映真实情况,不要有任何夸大或隐藏。刘少奇曾在给农民通讯员的信中说:“对于我们乡间的发展情形,我是有兴趣的,关心的,望你们经常来信,例如每年有一次至二次来信告诉我乡间的各种情况,对我是很有用的。但请你们告诉我实在的情形,是好的就说好,是坏的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而不要有任何夸大或隐藏。这须请你们注意。” [8]

第二,调研具有长期性、延续性,就是跟踪调查。这种长期的跟踪调查和理论思考,是刘少奇在参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的,也较能客观地反映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典型个案就是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提出和发展。

1957年他南下调研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了解到学生升学困难的情况,提出要解决学生升学困难不能只从教育领域入手,而且要从劳动就业领域寻找突破口。他认为,学生升学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就业方式也不能盯着城市、工厂,还要到农村。1958年,在改革国有企业劳动用工制度的过程中,刘少奇进一步提出劳动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主张实行半工半读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并推动试办工作。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切实解决城市人口及物资供应压力、劳动制度缺乏活力等问题,刘少奇进一步提出半工半读、亦工亦农,使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相结合。这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提出,源头就是1957年人民内部矛盾的调查活动。

说到人民内部矛盾的调查,早在1951年刘少奇读邓子恢、高岗关于工会问题的论争文章时,即在党内较早提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概念。1957年,他又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到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表现形式,深入阐述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方针和具体政策。1958年,他又进一步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的高度,解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认为利益分配问题是其主要表现。

第三,善于把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提到相当高度作出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并且及时做出决策,通过具体政策和措施合理地予以解决刘少奇的调研活动形成了思想性、理论性和政策性比较强的重要成果,对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理论和实践贡献。这也是本文随后要讲的内容。

  刘少奇调查研究活动的重要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所做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所制定的每一项方针政策,都离不开对国情的认识和把握。刘少奇早在革命时期就曾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用于实际,他们在决定指示和方针的时候,不是在历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象的事情里面去求得,而是由调查研究周围的情况中去求得。 [9]新中国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是前所未有的,必须从国情实际出发进行建设。早在19529月,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时,就提出了“根据个别国家的具体情况”[10]运用苏联经验的意见。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建设道路的历程中,刘少奇与毛泽东等人一起,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做出重大决策。也因此,他的调查研究活动,形成了内容丰富,思想性、理论性、政策性都比较强的成果,并且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以及若干重大决策和重大问题密切相关。

首先,他调查研究的许多重要成果,成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有机组成部分。最具代表性的是1955年至1956年的部委汇报调研和19614月的宁乡调研。

在党的八大筹备期间,刘少奇主持起草政治报告,听取中央和国务院37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涉及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交通运输、文教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在这次调研中,他较早注意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如:“外国的好东西我们要学,中国的好东西则要提高和发扬” [11],“全国性与地方性相结合” [12],“在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也要注意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 [13],通过“刺激人民更高的消费欲望来促进生产” [14],“工业部门要根据人民的需要进行生产,商业部门要根据人民的需要进行分配 [15],“采用最新技术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 [16]等。这些观点,为毛泽东形成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提供了重要参考。这次调研,也启发毛泽东组织听取30个部委的汇报,并概括提出“论十大关系”思想。在这次建国后党中央第一次大规模系统调研的基础上,党的八大形成并制定了正确路线,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些正确认识,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新发展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刘少奇主持起草并代表中央所作的八大政治报告,也成为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性文献之一。

1961年,为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纷纷下基层调研。刘少奇在宁乡调查时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17]通过调研,党的领导集体了解了实际情况,随后召开196156月中央工作会议,19621月七千人大会、2月西楼会议、5月中央工作会议等一系列会议,进一步确定并坚决实施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方针和具体政策。

其次,刘少奇调查研究的许多成果,具有理论前瞻性。他在社会主义认识、社会矛盾、经济建设、分配制度、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等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观点有很多在五六十年代得以初步尝试,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事业提供了有益借鉴,为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刘少奇在海南岛读书期间,明确指出:“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当做过渡阶段,就容易把社会主义定型化。” [18]必须“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的一个低级阶段来看,不要把它当成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它是共产主义这一独立经济形态的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既然是过渡阶段,它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既区别于共产主义,也区别于资本主义。”[19]使它成熟,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不能性急的。” [20]他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使它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 [21]的论断,认为“应当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一些新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 [22]

第二,关于社会矛盾。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开滦视察时,正确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阐述四面八方政策,正确处理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和私营资本政策,提出职员是资方的雇员,也是劳动者,欢迎外国资本到中国投资等观点。1951年,刘少奇读邓子恢和高岗关于工会问题的论争文章后,写了一篇笔记,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分析了这类矛盾的性质及其与敌我矛盾的根本区别,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和原则。从现在掌握资料的情况看,这在党内还是首次。

第三,关于经济建设。这方面的调研成果最为丰富,也非常有价值。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和不足。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直至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刘少奇始终非常重视经济建设中发生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随时听取汇报,及时进行调研,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分析、提出应对措施。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许多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重要观点。刘少奇强调: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 [23],“要把经济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可以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 [24]这个“社会主义的重要武器” [25];必须“采取经济竞争的办法” [26],建立“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 [27]他还极富远见的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发展的”、“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工业必须为农业服务。农业也必须支援工业的发展” [28]“大城市要充分发挥作用,武装农村” [29];工厂企业要就原料、市场,还要就劳动力,要充分利用乡村剩余劳动力分散办等重要观点。刘少奇指出,“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必须保证农民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能够增加收入。” [30]他突破传统认识,认为“体制问题要好好研究”,提出“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 [31];“要用价值法则指导生产”;“按经济管理的原则” [32] ,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物资工作就是个市场,是生产资料的市场” [33]等精辟观点。

第四,关于分配制度1957年,刘少奇在调研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这是长期性的大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上产生的新的问题[34],“在基本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基本上确立以后,就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决分配当中的问题。” [35]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社会里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

第五,关于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这是刘少奇自1957年调查人民内部矛盾开始发现、提出,并进行长期(直至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跟踪调查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刘少奇指出:“半农半读、半工半读的学校,既是一种劳动制度,又是一种教育制度,同时又是一种学校制度,都是正规的。” [36]他强调:教育制度必须改革,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要成为我们中国的主要学校、主要教育制度。除了学校制度与劳动制度相结合外,还要使工业劳动制度与农业劳动制度相结合,就是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这种临时工、合同工,也是正式工。” [37]

  刘少奇调查研究活动的启示意义

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活动及其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我们今天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执政党建设,继续贯彻落实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及其根本要求,改进各方面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第一,立足国情搞建设,离不开调查研究。刘少奇曾经说:“调查研究,进行试点,是总结自己的经验”[38]“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 [39]这句话,是至理名言,不但是对我们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也适用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党领导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恰恰是从拨乱反正起步的,恰恰是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始的。这条道路,要求一切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进行建设。这一系列成就,恰恰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时期实践的伟大成果,恰恰印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恒久的生命力。

第二,关注民生出政策,离不开调查研究。刘少奇曾经指出:“一切共产党员,务必最周密地关心工人群众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福利,即使是最微小的事情,也必须予以关心[40],“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41]刘少奇始终强调,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做好“人民的勤务员”。这与党在新时期强调牢记“两个务必”,坚持“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基本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正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作决策、定政策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和承受能力,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切实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42]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恰恰是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宗旨。

第三,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我们党历来倡导的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不但在过去,而且在今天,乃至将来,都要长久地坚持和弘扬。党中央要求“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把求真务实贯彻到治党治国各个方面各个环节”。[43]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这一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变得更为必要和迫切。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碰撞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复杂,要求我们的调查研究应当具有世界眼光,不但要立足国内,还要放眼世界;不但要求了解、掌握国内实际,也要对世界情况有切实的了解和掌握;既要发现、分析、解决国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也要预见即将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尤其对我们所不能左右而对我国的建设产生不可估量、不可预计的影响的国际问题,既要有所认识和防范,又能做出科学分析和决策,及时、合理地应对。近期党中央、国务院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果断、及时采取一系列紧急的重大举措,既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稳步前进,又使我国免受重大损失,还增强了中国应对国际危机的能力,提高了免疫力和抗击打能力。这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应对举措,离不开对国内外各方面复杂情况的切实掌握和科学分析判断,恰恰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真实体现和重要实践。

(《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2期)



[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12月版,第458459页。

[2] 刘少奇听取中央调查组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43

[3]《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0月版,第418页。

[4]《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5月版,第695页。

[5]《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421页。

[6] 刘少奇与中央调查组的谈话记录,1961430,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6期。

[7]《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1月版,第297页。

[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五册,第297页。

[9]《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371372页。

[10]《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月版,第489490页。刘少奇所提意见后报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最后修改定稿为:“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正确地运用苏联共产党关于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是无往而不胜利的。”

[11]《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78页。

[12]《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83页。

[13]《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0月版,第786页。

[14]《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73页。

[15]《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84-285页。

[16]《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92-293页。

[17] 刘少奇听取中央调查组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43

[18]《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74页。

[19]《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90页。

[20]《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90页。

[21] 刘少奇接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的谈话,1956617,载《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

[22]《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58359页。

[23]《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50页。

[24]《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65页。

[25]《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75页。

[26]《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423页。

[27]《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424页。

[28]《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61362页。

[29]《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414页。

[30]《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35页。

[31]《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27528页。

[32]《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73页。

[33]《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48549页。

[34]《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37338页。

[35]《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41页。

[36]《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33页。

[37]《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42页。

[38]《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10页。

[39]《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3页。

[40]《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8页。

[41]《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75页。

[42]《人民日报》,2009928

[43]《人民日报》,200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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