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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与居里会谈述析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6-12-07 来源: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与居里会谈述析

贾钦涵

 

19411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这一事件不仅影响到国共关系,而且还引起了美、英、苏等国政府和舆论的高度关注【刘喜发、李亮:《皖南事变史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5210页。刘大禹:《从皖南事变前后看国共合作的困境》,《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其中,美国的反应尤为积极,该国政府高层透过此次事变对中国国内形势进行重新评估,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和实施【耿玉发:《试析美国对皖南事变的态度及其作用》,《天津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皖南事变爆发后,美国政府迫切需要了解事件真相,尤其希望确切把握中共方面的政策主张。与此同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开展对外宣传和交往工作,也在积极谋求与美国政府高层建立直接的联系。1941214日,美国总统特使劳林·居里(Lauchlin Currie)与周恩来进行秘密会谈,“双方第一次通过面对面的交谈直接了解对方的政策和意图”,此次会晤成为中共与美国关系史上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卷(1911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7198页。】。然而,由于缺乏相关历史文献,周恩来与居里会谈的具体情况始终不甚明晰。比如,周恩来曾向居里提供了哪些证据来说明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消极抗日?为了和平解决皖南事变、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曾否向居里提出过一些妥协方案,其具体内容如何?除了皖南事变、国共关系问题以外,周恩来是否与居里讨论过其他话题?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将根据居里档案、蒋介石档案等资料,对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与居里的首次会谈加以述析。

一、会谈背景概述

皖南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政府严格控制舆论、封锁消息,美国政府对事件的真相不甚了解。1941116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致电美国国务院称,蒋介石在112日收到新四军遭袭消息后立即下令停止了攻击,而中共方面则认为局势极端危急,表示如果产生国内冲突,中共将不负责任【The Ambassado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6,19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Volumey,The Far East,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56pp.462-463.】。一时间,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评价分为两派。以外交官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Jr.)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中央政府坚持解散共产党的游击队伍,是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而并非为了积极抗日,中央政府惧怕中共最终将在对日战争结束时对国民党的集权统治造成重大威胁【Report on General State of CCP-KMT Relations(January 21,1941),The U.S.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39 folder 893.00.14621-14649.】。而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洛克哈特(Frank P.Lockhart)为代表的另一派却认为:由于非敌占区粮食供应问题的恶化、国民政府财政困难日益严重,新四军借机建立和发展贫民阶层的民众组织,对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在新四军控制的部分地区,同样也存在腐败、土匪和暴乱【“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Lockhar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Volume V,The Far East,pp.468-469.】。在皖南事变爆发初期,由于个人立场、信息来源等方面的差异,美国政府内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和研究者对皖南事变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观点甚至形成鲜明对立。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状、政策缺乏客观的调查和分析,这为各种意见主张甚至谣言臆想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很大空间,进而导致美国外交决策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往往也会带有很大的主观成见。

就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共评价产生巨大分歧时,国共两党在国内外展开了激烈的舆论战【〔德〕王安娜:《嫁给革命的中国》,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第392397页。《蒋介石致宋子文告以已将新四军全部解决电》(1941118日),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6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3辑,中华书局,1978年,第93页。】。美国著名记者斯诺(Edgar Parks Snow)122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刊登文章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引起美国朝野大哗。1月底,美国作家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通过《先驱论坛报》《美亚》等英文报刊报道皖南事变,并向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亨贝克(Stanley Kuhl Hornbeck)、戴维斯等人报告新四军情况,进一步引起美国社会各界的关注,在舆论上向国民党施压。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情报官、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则于1月底在美国檀香山公开谴责皖南事变“实由国民党妒忌共产党势力之发展,而此种妒忌,乃由于日本间谍居间对国民党反共分子作不断煽动之所促成。其次,亦为国民党不愿放弃其一党治国之观念,有以使然”【《新四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344页。】。在左翼人士的推动下,美国舆论批评的矛头直指蒋介石政府。

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的艰苦奋斗,以及中共部队在敌后战场上取得的卓越战果,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对这支特殊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越来越重视,同时对国民党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愈发不满。为了将中国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美国政府迫切希望中国内部保持稳定、避免爆发内战。【“The Ambassado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5,19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Volume V,The Far East,p.474.The Ambassado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30,19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Volume V,The Far East,p.481.】为了摸清中国局势实情、调和国共矛盾,罗斯福总统决定委派特使居里赴华访问。居里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曾参与罗斯福新政改革,自1939年起任总统行政助理和经济顾问,并协助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美国白宫对外宣称居里“此行目的系就地搜集中国一般经济现状之参考资料,并与中国政府商讨有关此项现状之各项问题”【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1981年,第535536页。】,而实际上罗斯福委托给居里的一项重大政治使命则是确切掌握国共关系的现状【何品:《抗战时期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两度来华述评》,《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

194127日居里抵达重庆,他在拜会蒋介石时递呈了罗斯福总统的口信:“予自万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是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我人深信,中国必获最后之胜利,并深信中国与英、美为一共同目标而作战,他日战胜侵略国家,我等将同沾其利益”【对于罗斯福总统口述的这段话,居里还曾附加解释说:“总统述此口信后,本人乘记忆尚新之际,曾笔录之……适述罗斯福总统口信,亦具机密性,本人未以之告于国务院中任何阁员,亦未诉之詹逊大使。”《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42544页。】。罗斯福的口信明显流露出同情中共的态度,而美国总统特使居里的此次来访,则为中共方面向外界尤其是直接向美国政府决策层揭露国民党反共政策、表明中共抗战主张提供了机会。

二、关于会谈内容的各方记载

关于周恩来与居里会晤的缘起,根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致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的电报显示,居里来华后曾向国民政府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提出希望同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进行会谈,董显光表示居里可以当面向蒋介石提议此事。居里随即在与蒋介石会谈中正式提出与周恩来会晤的要求。蒋介石答称,他不反对居里和周恩来进行会晤,但建议由第三方安排会谈,而非由周恩来直接拜访居里。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的安排下,周恩来与居里于214日在卡尔的寓所内进行“茶会”。

有关这次会晤的具体内容,海内外已刊文献都没有十分详细的记载。《美国外交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中记述称,此次会谈除了周恩来、居里及其助理戴普莱(Emile Despres)以外,卡尔夫人曾加入谈话数分钟,没有其他客人。鉴于多重原因,为避免引起媒体的注意和猜测,各方行事均极为小心,以免此次会晤为公众所知。【“The Ambassado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March 3,19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Volume V,The Far Eastp.607.】虽然会谈安排在英国驻华大使公寓进行,但英方仅有卡尔夫人与居里、周恩来进行过短暂交谈。因此,基本可以判断英方档案中不会保存有详细的会谈记录。笔者在查阅英国外交文件(Foreign Office Files)过程中未能发现任何记载本次会谈内容的资料,当然并不完全排除存在相关文件的可能。

国内出版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周恩来年谱》对此次会谈内容虽有记载,但文字都相当简略,只是记述居里在会谈中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不愿内战扩大,主张政府改革,而周恩来曾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若干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144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03页。】。这些内容应出自1944216日“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该电报现藏于中央档案馆【《周恩来传(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43544页。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49页。】。由于出席与居里会谈的中共代表仅周恩来一人,因此216日的这份电报就成为中共方面记载此次会谈内容的权威文献。

此外,居里在与周恩来会晤次日(215日)便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席间居里曾谈及14日与周恩来的谈话内容。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纂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记载,居里首先向蒋介石转述了周恩来在会谈中的声明:“中国共产党注重现实,深知目前中国切实需要强有力之领袖,而环顾国内,足负此领袖重任者,惟委座一人而已……共产党向中央所要求者,计有四项如下:(一)在中央指定彼等作抗日工作活动之区域内,勿加以政治及经济之封锁。(二)国民党提供实行三民主义之证据。(三)中央政府中,共产党得较大规模之代表参加。(四)言论自由。”关于新四军问题,周恩来声称蒋介石曾于1938年口头允诺中共可以向苏皖等省扩大活动范围并扩充兵额。关于共产党在游击区内之政治工作情形,周恩来称,中共“并不宣传共产主义,土地仍归绅缙所有,惟加以累进租税。其宣传纲要实为三民主义与团结抗日也”。周恩来还表示,美国援华如不损害共产党,中共决不反对。此外,居里还要求周恩来对会谈内容勿予发表宣传,周恩来表示同意。【《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552553页。】相比而言,《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周恩来与居里会谈内容的记录较为详细,但由于相关记载并非会谈当事人的直接记录稿,而且居里与蒋介石会谈备忘录的部分文字曾经过蒋介石的修改【《三十年二月十五日下午六时迄八时接见居里先生谈话纪录》,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一革命文献”,档案号002-020300-00033-015。】,因此难免使人质疑其准确性。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居里档案中,收录有周恩来与居里会谈的英文备忘录,据此文件,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此次会谈的具体内容。这份备忘录虽然不是逐字录入稿,但基本涵括了双方交谈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对周恩来谈话部分的记述则更为详尽。这份备忘录是居里递交罗斯福总统审阅的正式文稿,从记录方式和文字内容判断,该备忘录是居里在与周恩来会谈结束后,由其本人经过简单整理而形成的。

据备忘录记载,居里在会谈一开始就表示蒋介石完全知晓并同意此次会面,并明确提出希望周恩来不要宣传利用此次会晤。周恩来则首先表态称,中共并非反对美国政府或反对美国对华援助,只是希望美援不被用于对抗中共而已。随后,他向居里详细阐述了“新四军问题”的起因。周恩来称,蒋介石在1938年曾向他和朱德口头应允共产党可以向山东、江苏和其他省份扩大开展游击活动。此后,中共军队便在中央军撤离某地区后入驻,中共最为擅长开展这种敌后游击战。国民党曾要求共产党撤离所有游击队,中共在接到命令后拒绝从其占领区离开,双方继而展开了长期谈判。最终,中共方面把新四军的大部撤回了长江以北。叶挺延迟最后一支队伍撤离的原因有二,一方面他在等待国民政府拨付经费,另一方面则担心部队落入圈套。周恩来曾敦促叶挺尽快撤离,但新四军却迟疑不定。周恩来强调,长期以来,中共仅从中央政府得到过150支机枪,并且未能获得弹药补给。

周恩来在会谈中称,截至目前,共产党所提12条要求尚未获得正式答复。中共要求国民党方面结束对边区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并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停止对共产党在重庆发行的报纸进行审查,保证安全的邮政投递。同时,中共还希望能参与政府管理。在提出上述政治要求后,周恩来表示:目前的形势相当严峻,但他将尽一切可能保障国内统一、继续抵抗日本。周恩来称,中共保证不再扩大根据地范围,并将舆论宣传内容限制于以下方面:联合统一、民族主义、反法西斯、促进民主;中共将保留地主阶级,但对其征收累进税,并在农村地区强调三民主义民主政治。

关于蒋介石的政治地位问题,周恩来评论说:委员长的地位不如以前巩固,国民政府基层和军人群体中间有些人心存不满,然而作为民族主义的象征,蒋介石的力量依然存在,没有其他人可以取代他。蒋介石的弱点在于他的许多政策自相矛盾,而他无力解决这些矛盾。周恩来同时指出:蒋介石与日本人、共产党、反动派、俄国、美国都有来往,他希望看到日本人去打共产党。围绕国民政府统治腐败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谈中也发表了较多的评论。周恩来称,国民政府里存在很多无能、亲日的分子。孔祥熙在政府内的影响非常坏,而宋子文或陈光甫将使现状大为改善。周恩来认为,国统区的改革毫无结果,其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糟糕的官僚阶级、不能启用年轻的进步分子。国民参政会的成员大多是经过国民党精心挑选的、驯服听话的,很少有人能够直言不讳。周恩来最后表示,中共赞成战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集权的领导,但是期望看到国民党朝着更加民主的体制采取一些初步措施——包括调整政府高层和基层的人事。【“Notes on Conference with Chou-en-lai(February 14,1941),Lauchlin,CurrieCollection,Box 4,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居里档案中所藏这份记录稿,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对会谈内容记载最为详尽的历史文献。通过居里备忘录所透露的上述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周恩来在会谈中向居里简明而完整地阐述了中共对处理皖南事变的主张,以及在对美外交、国共关系、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基本政策立场,在外交战线上与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首先,周恩来客观地回顾和分析了皖南事变爆发的历史背景和深层原因,同时坦率地陈述了中共将领在事变前曾犹豫撤军及其动因。其次,周恩来明确要求国民党解除对中共的封锁和压迫,对发行报纸、自由通信等民主权利也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再次,周恩来向居里深刻地剖析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并适当地提出了应由中共和进步人士参与政府管理的要求,同时对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也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周恩来在此次会谈中始终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原则,体现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高超的谈话技巧。居里在会谈后向英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表示,他发现周恩来并不是特别激进的人,反倒谈吐风趣且善解人意【“The Ambassado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March 3,19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Volume V,The Far East,p.607.】。可以说周恩来通过此次会晤达到了争取团结、谋求合作的外交目标。

居里档案中还保存有一份会谈备忘录草稿,内容与正式文稿所述大致相同。但该草稿末尾另有一段记述未出现在正式文稿中:“(周恩来——引者注)中等身材,体格壮实,头发和眉毛浓黑。精干,直率,英语较差。他在谈话时不断朝后扭头观察屋内情况,目光迅速地扫来扫去。”【“Notes on Conference with Chou-en-lai(Draft),Lauch-lin Currie Collection,Box 3,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值得注意的是,居里在记录稿中所使用的句式、词语都非常简单,经常省略主语和宾语,而且时有错别字【例如,在会谈记录草稿里“thick”(浓密的)错写为“think”,“Shandong”(山东省)错写为“Stan-gling”。】,显然此稿是在极为仓促的情况下完成的。在居里看来,周恩来的英文表达并不流畅,而且在会谈时对周边环境十分警觉。由于当时未有翻译陪同,周恩来的有些谈话内容居里并未完全听清或理解,对于存疑的部分,居里曾在记录稿中使用问号进行标注。尽管如此,居里仍通过周恩来了解到中共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基本主张。

三、会谈的意义和影响

周恩来与居里的此次会晤是抗战爆发后乃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代表首次主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的直接政治接触。尤其是在皖南事变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转折阶段的关键时期,周恩来向居里传达的讯息对于美国高层制定和调整对华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周恩来据理力争、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图谋,居里很快便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国共关系的状况形成了基本清晰的认识。对此,蒋介石在1941222日的日记中感叹:“共党对美国朝野之宣传已深,居里受其影响之深刻,已成不可救药之象,然不可再与之多论共党问题,反增其疑虑,只可暂时置之”【蒋介石日记(194122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鉴于居里的态度,蒋介石不得不暂缓对中共采取高压态势。不难看出,周恩来与居里的此次会晤对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斗争中坚持第二次国共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成功接洽美援是与美方长期谈判的结果,但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周恩来代表中共主动提出尊重蒋介石在战时的权威地位、不反对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物资,这也是促成美国对华援助的关键因素。经过在中国进行一个多月的考察研究,居里于1941312日返抵华盛顿,并于同月15日向罗斯福递交了一份长篇访华报告。居里在报告中明确谈道:“目前局势依然严峻,中国军事力量的重要部分并未被用于对日作战,但我认为短期内不会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从周恩来的态度判断,中共方面目前同样期望避免双方之间摊牌决战。基于双方的这一愿景,我认为尽管中央政府将会继续向共产党施压、限制其活动区域,尽管共产党会反抗这一压力,尽管国共双方还是会宣称即将进行决战,但实际上双方决裂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Mr.Lauchlin Currie to President Roosevelt”,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Volume Ⅳ,The Far East,pp.84-85.“Confidential Repolt to the President on Some Aspects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Economic and Military Situation in China”,Lauchlin Currie Collection,Box 4,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基于居里提供的情报信息,罗斯福对皖南事变后国共双方的基本情况有了较为充分的把握,这对于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实施大规模援助、尤其是军事物资援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罗斯福总统于315日召开的白宫记者协会上发表谈话,明确表示:“中国成千成万的一般人民,表达了抵抗他们的国家遭受瓜分的伟大意志……美国已经说过,中国将会得到吾人之援助”【《罗斯福宣布援华》,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第87页。】。随后,罗斯福同意宋子文的要求,设立援华专门委员会处理对华租借事宜,中美、中英平准基金借款协定亦于41日在华盛顿顺利签署【吴景平:《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0362页。】。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明确要求美援不能用于对抗共产党,美国政府对中共的这一立场给予了高度重视。居里返回美国后曾向白宫推荐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协调中美关系。据拉铁摩尔回忆,居里和美国财政部官员曾着重向他强调:美国在实施对华援助时应鼓励蒋介石将物资用于对日作战,而绝不能用于对抗中共【〔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475页。】。可以说,罗斯福宣布对华援助的前提是国民政府保证不挑起内战,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制约国民党顽固派公开反共的因素,对中国坚持团结抗战起了一定作用”【陶文钊:《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始终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周恩来与居里的这次会谈实际上开辟了中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间的外交窗口。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提出“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号召尽快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89392页。】。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中共长期实行封锁政策,中共方面的政策主张和真实情况很难为英美等西方国家获悉,而皖南事变的爆发在客观上为中共打开对外交往局面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罗斯福总统一贯倚赖“特使外交”【〔美〕迈克尔·富利洛夫著,张荣建、吴念、余泽梅译:《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重庆出版社,2014年,“前言”第912页。】,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外界透露的一系列信息通过居里传递给罗斯福,很快便成为美国高层调整和制定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皖南事变后,美国政府决策层对战时中共作用和地位的认识逐渐形成。尽管这一认识十分粗浅,但它显示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已经开始密切关注中共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周恩来和居里会晤后不久,英国驻华大使馆于313日派出新闻专员与周恩来进行秘密会谈,较为全面地探悉了中共在皖南事变善后、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英方对中共的各项政策主张显示出很大的兴趣【“Dispute between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mmunists(March 28,1941),British Foreign Oflice Files,F0371-27620.】。虽然中共和英美两国的外交接触是初步的、暂时的,但这无疑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政府继续与中共展开对话探了路,这对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拓和扩展中共外交空间,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作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上海200030)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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