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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维护中国诗歌民族特色的领袖诗人——兼谈毛泽东的诗词理论
  【浏览字体:    发布时间: 2015-12-16 来源:
 

致力于维护中国诗歌民族特色的领袖诗人

——兼谈毛泽东的诗词理论

党学谦

 

毛泽东一生与诗词有不解之缘,既写出了不朽的诗篇,又留下了观点鲜明的诗论。他在带领人民、党、人民军队创建新中国的同时,也不断追寻他心中的诗词梦,与诗词结下终生不解之缘。

 

一、时代背景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和探索,是在20世纪的背景下展开的。20世纪初期,风华正茂的毛泽东,既具备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又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白话诗。白话诗,或曰新体自由诗,随着翻译作品的引进,在诗坛上引发了一场巨大嬗变。由于这种自由成章、没有固定格律、接近口语的诗歌,一般简称“新诗”,而作为拥有三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国传统诗歌形式,为了区别于“新诗”,便被称作“旧诗”。这一来不得了,旧体诗词便成了众矢之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南社著名诗人柳亚子说:“旧诗,只是一种回光返照,是无法延长它底生命的。”不亲历其时的人,今天很难感受到这种潮流的猛烈。中国古代诗歌,自《诗经》之后,虽然相继出现了骚体诗、五七言古诗、近体诗、词、曲等新的诗歌形式,却从来未产生过新旧对立、以新代旧的局面,而是多种诗体奇葩竞放,共同丰富了中国诗坛。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新诗,如异军突起,一产生便占据了诗坛的中心位置,而具有悠久传统的旧体诗词则是如此地不堪一击,只能寂寞地接受现实。在这一历史大潮中,诗坛上的耀眼新星,无一不是新诗人,如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臧克家、艾青、郭小川、余光中等等。这一时期,写旧体诗词的虽大有人在,但名气远不能与新诗人相比。这就是毛泽东所遭遇的时代背景,而毛泽东却偏偏是一个喜爱并写作旧体诗词的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历史的产物。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而又自觉站在历史潮头的毛泽东,自然不能逆潮流而动。然而,毛泽东对旧体诗词实在是太喜爱了。他在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的同时,唯独对旧体诗词未置一词,并多次称自己写的东西为“旧诗”、“旧体诗”、“旧体诗词”。在他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之前,不论是在指挥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道路的心情豪迈舒畅之时,还是在革命低潮、自己受左倾路线排挤而心情苍凉、郁闷之时,他都以旧体诗词抒发情怀、表达情志。前者如《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等,后者如《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等。当他成为党的领袖之后,在关注、引导并最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解决了整个文艺的方向问题时,他把较多的精力投向了诗坛,一面不辍吟咏,一面考察诗坛上两种诗体的发展和论争,妥善调处新旧两派的关系,思考中国诗歌的出路和走向。这一切,构成了领袖诗人毛泽东波澜壮阔人生的重要乐章。

 

二、平等地看待新诗和旧诗

应该说,新文化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对传统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对诗词文化,所取的态度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当年许多站在历史潮头的人物,缺乏辩证思维,绝对化、片面性的观点十分普遍,等于在泼脏水时连同小孩子也倒掉了。而在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毛泽东,则认为那种只重诗歌形式而忽视诗歌内容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他注重把诗歌的形式与诗歌表现的内容联系起来考察。1938年秋,他与新诗人臧云远谈到诗歌的语言时说:“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要有民歌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肯定“以现代大众语为主”的同时,把“外来语”与“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相提并论,这就与那种一味主张求新、一概排斥传统古典的思潮拉开了距离;二是指出“大众化”不仅仅是语言的形式问题,主张“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问题”。一个“当然”,一个“首先”,态度不容置疑。这就更明确地反对了单独从形式上看问题的肤浅观点。而在此前一年,他曾对前来请示工作的女作家、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丁玲说:“现在许多人谈旧瓶装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旧瓶装新洒”,一般是对用旧体诗词形式表现新事物的一种描述,反对者用此来批评这种现象,赞成者强调自己是在歌颂新事物。毛泽东这样对丁玲表达自己的看法,己经明确地把新旧两种形式摆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了。

把“新瓶”与“旧瓶”的形式之争,引导到形式与内容的深层思考,以对抗战是否有利为标准来判断是非,既是一种领导艺术,更是一种高超的境界。后来毛泽东把这种认识上升到阶级性、党派性的高度,成为指导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思想。比如,他在谈新闻工作时说:“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正如同话剧的形式也没有阶级性一样,汉奸也可以演话剧。白话体裁国民党用,我们也用。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词。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在毛泽东看来,新闻、话剧、白话体裁、旧体诗词,都是没有阶级性的形式的东西,而我们所关注、争论的,不应在此,而应在内容,在内容的阶级性、党派性。

 

三、不讳言个人喜好

尽管毛泽东提出要平等地看待“新瓶”和“旧瓶”,但他内心却偏爱“旧瓶”。他说:“把诗分成新、旧,是不科学的。把从外国引进的诗,像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叫‘新’诗,其实这都是洋人的、死人的,何‘新’之有?”“把格律诗叫‘旧诗’,含有贬意。就我个人兴趣说,我则偏爱格律诗。”对古人,他说自己最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对当代人,他最爱读鲁迅的诗。他与柳亚子在诗词交往中,更以一首咏雪词《沁园春》,震动了陪都重庆,成就了他的千古诗名。

毛泽东也不隐瞒自己不喜欢新诗的态度。他曾在不同场合,与不同的人谈起“我不读新诗,除非给二百块大洋。”他甚至在党的会议上也谈到这一话题:“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毛泽东不喜欢新诗的态度,可以说尽人皆知。

喜旧厌新,毛泽东关于新诗与旧诗的观点,可谓特立独行。然而,毛泽东却把个人喜好与党对文艺的领导严格区分开来。他能够做到,在文坛上,把自己仅仅当成一个诗人,一个旧体诗词作者;而在政坛上,则取与党的文艺政策相一致的立场,明确主张:“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 “年轻人最好莫学写旧体诗,学就学作新诗,歌颂我们的新中国,歌颂工农兵。”在这里,毛泽东对新诗的态度不仅与党的文艺政策相一致,也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无关系。

 

四、坚定地维护中国诗歌的民族形式

然而问题并没有完结。新诗还是旧诗,二者照样对立,矛盾依然存在。毛泽东的思考也没有停止。他在思考怎样保持中国诗歌的民族形式,思考中国诗歌的未来走向。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考虑过去和将来、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求新并非弃旧,要吸取旧事物中经过考验的积极的东西。”

在新旧诗体的争论当中,最多的是如何看待诗词格律。毛泽东说:“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又说:“写诗是件费脑子的事,尤其是旧体诗词更不容易掌握,又是平仄格律,又是韵脚对仗,还不得犯孤平,掌握了这些还要讲究诗意和诗的境界。”

以上这两段话非常值得注意。第一段话先说“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按一般推理,接下来就应该说“我一向主张改革,放宽格律”;然而,毛泽东说的却是“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然后又转折说“老一辈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老年人是青年人的榜样,这岂不是等于对青年人说:将来你们老了的时候,“要搞就要搞得像样”,而且要“花偌大精力去搞”吗?第二段话是对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讲的,毛泽东本来就不主张李银桥学旧诗,而是让他学新诗,结果这段话却谈到了平仄格律、韵脚、对仗、孤平、诗意、境界六大基本概念,几乎是一篇旧体诗词格律常识课。

毛泽东还说过:“还必须懂得和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要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自己也非常注意学习诗词格律。有一次,为了查找“现”、“战”两个字属于哪个韵部,他“找了老一会,不见,怪哉!”便给秘书留下字条,让帮助查找。可见他对待诗词格律的认真态度。

毛泽东坚决反对打破诗词格律。他说:“这‘格’与‘律’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约定俗成的,不能任意打破,否则,就成了顺口溜。”而且认为,旧体诗词“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真难想象,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洗礼,对旧世界、旧事物、旧制度具有强烈造反精神的毛泽东,对旧体诗词及其格律竟是这样地情有独钟,包括对传统的诗教观和诗词理论也称扬备至。究其原因,毛泽东看重的是诗词这种文学体裁的民族形式。这与他的强烈的民

族自尊的立场是高度契合的。他在《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一文中说:“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是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诗有什么问题?当然是同绘画、音乐、小说一样的“抄袭西方”、“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这一问题。怎么办?毛泽东的看法是:“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爱它。”“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他批评新诗的一个重要缺点是:“新诗于民族感情不甚合腔,且形式无定,不易记,不易诵。”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揭示了两种诗体之争的实质是,要不要民族化?中国化还是洋化?

问题既然是这样的重大、尖锐,毛泽东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出来:“现在这个诗是什么形式,发生了争论,也得与闻一下。”要求党的最高层会议“与闻一下”有关诗的形式问题的争论,说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视。这个会议即195932日召开的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到了1961年,从4月到年底,他曾三次写信给《诗刊》主编臧克家,说“颇有一些事”想面谈一下。其中第二封信还说要约郭沫若来“一同谈一会儿”。要谈什么具体问题呢?第三封信说:“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既要谈诗,当然不能绕开新旧之争这个敏感问题,更何况臧、郭二人是当代中国诗坛最负盛名的大诗人。可惜的是,终因政务缠身,拟议中的“诗歌三人谈”,到底没有谈成。

 

五、探索中国诗歌的出路

其实,对于中国诗歌的今后走向,毛泽东已进行过长时间的、深刻的思考,有过明确的阐述。特别是195619571958这三年,毛泽东每年都有精彩的论述。

1956年夏,在武汉东湖宾馆,他与梅白谈诗时曾说:“新诗、格律诗、民歌,会不会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新诗,我希望有那么一天!但我是看不到的,也许后代人可以看到。”这次谈话中提到的新诗、格律诗、民歌“取长补短”的观点,与18年前在延安与臧云远谈“诗的语言”时,提到的“现代大众语”、“外来语”、“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民歌风味”等概念遥相呼应。18年后,毛泽东的思考更清晰了:“新诗”对应“现代大众语”和“外来语”,“格律诗”对应“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而“现代大众语”中还应该包括“民歌”。“民歌”,两次谈话都提到了。

1957112日,毛泽东给臧克家等人写了那封著名的主张“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的信。仅隔一天,毛泽东又约臧克家、袁水拍进行面谈。其中对新诗的发展、改革问题谈得较多。例如:“新诗的成绩不能低估。”“新诗的改革最难,至少需要五十年。”“关于诗,有三条:(一)精炼;(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新诗太散漫,记不住。”“新诗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应该在古典诗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求新诗的发展。” “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

明明两天前才“遵嘱”给《诗刊》编辑部寄去自己写的18首旧体诗词,明明自己心中不喜欢新诗而在信中却大谈“以新诗为主体”,现在又同两天前才收到自己的信件及作品的两位著名新诗人面谈“新诗的改革”问题,这就等于在认真解释自己不喜欢新诗的原因。毛泽东这些针对新诗的谈话,同样提到了“古典诗歌”和“民歌”,就如同上一年对梅白谈到“格律诗和新诗,都应在发展中改革”一样,他是在阐述自己的诗词观,追寻他心中的诗词梦。

1958年,是毛泽东谈诗的高潮之年。从年初南宁会议,到后来成都会议、汉口会议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都谈到了诗的问题,特别是谈民歌。其中在3月成都会议上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毛泽东这一由民歌而引发的观点,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但是从文学的角度观察,他的观点无疑是一种真知灼见,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旧体诗词大家身份发表的有关诗歌问题的精辟阐述,是当代诗坛上的著名诗论观点。在这里,他用了“出路”二字,应是他多年思考的一个结论性意见。其中谈到“现在的新诗”和“要产生的新诗”两个概念,尤为引人注意。他的上述观点,在当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进行了强调,表述为“民歌与古典诗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

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诗论,是中国20世纪最宝贵的文学遗产。正是毛泽东,以其才华和睿智,使最具民族形式的旧体诗词在低潮时期保持了尊严。毛泽东终其一生,致力于维护中国诗歌的民族特色,并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不懈的探索,作出了一位领袖诗人杰出的不朽的贡献。

 

[作者为辽宁省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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